《庚申病中作》宋·李曾伯

南宋老臣病榻上的生命沉思,以诗笔直面生死,通达而沉郁的五言古体


李曾伯

六十三年忧患乡,人言晚景尚悠长。

不知气郁致痰厥,忽尔异證生微茫。

操修弗遂仁者寿,治疗倍费医之良。

今将累日未痊愈,自知不善摄养贻天殃。

头目昏眩手足不能动,偃然一榻殊徬徨。

光摇两目皎无寐,汗流四体痛欲僵。

纵然未即致幻化,惟恐废弃难安强。

人生修短固定数,不必以此萦吾肠。

枝披叶殒待风寒,根本弗固安能当。

平生踪迹等一梦,未必可保风灯光。

儿女满前无顾恋,家山何许莫思量。

是非得失一勾断,万事尽付之遗忘。

宁神定虑听造物,至此收拾甘归藏。

门前风月正清朗,符到即去庸何伤。

五言古诗人生感慨抒情文人旷达

注释

庚申:指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年),干支纪年为庚申年。

忧患乡:指充满忧患的人生境遇。乡,境地、处境。

痰厥:中医病证名,指痰浊内盛,阻塞气机,导致突然昏厥、四肢厥冷的病症。

异證:指异常的、罕见的病症。證,同“症”。

微茫:指病症初起时症状轻微、模糊不清。

操修弗遂仁者寿:指自己虽然努力修养德行,但未能达到“仁者寿”的境界。操修,操守修养。仁者寿,语出《论语·雍也》。

摄养:调养、保养身体。

贻天殃:招致上天的灾祸。贻,遗留,招致。

偃然:仰卧的样子。

徬徨:同“彷徨”,心神不宁,徘徊不定。

皎无寐:眼睛明亮,无法入睡。皎,明亮。

幻化:指死亡。

安强:安康强健。

枝披叶殒待风寒:比喻身体像枝叶凋零的树木,经不起风寒的侵袭。披,散落。殒,坠落。

风灯光:比喻生命像风中残烛,微弱易灭。

家山:故乡。

一勾断:一笔勾销,彻底了断。

宁神定虑:使心神安宁,思虑平定。

听造物:听从自然(上天)的安排。造物,造物主,指自然规律或天命。

归藏:本为《周易》古经名,此处指生命的归宿、安息。

符到即去:指死亡。符,指勾魂的符命。去,指离开人世。

庸何伤:有什么可悲伤的呢?庸,岂,何。

译文

在忧患中度过了六十三年,人们都说我晚年的光景还算漫长。却不料因气机郁结导致了痰厥之症,忽然间生出这难以名状的微茫病象。修养德行未能实现仁者长寿的期望,治疗起来加倍耗费良医的心力。如今连续多日未能痊愈,自知是不善保养而招致了天降的灾殃。头昏目眩,手脚不能动弹,只能仰卧在床,内心无比彷徨。两眼发亮无法入睡,四肢汗流疼痛得快要僵硬。纵然不会立刻走向死亡,只恐怕就此废疾,再难恢复安康。人生的长短本是命中定数,不必让这些事萦绕在我的心肠。枝叶披散凋零,只待风寒来袭,根本已经不牢固,怎能抵挡?平生的行迹如同一场大梦,未必能保住这风中残烛般的微弱生命之光。儿女满堂前,我已无所顾恋;故乡在何处,也不必再去思量。是非得失一笔勾断,万事万物都付诸遗忘。安宁心神,平定思虑,听从造物的安排,到了此时,收拾一切,甘心归于永恒的安藏。门前的风月正清朗宜人,勾魂的符命到了便去,又有何可悲伤?

赏析

《庚申病中作》是南宋名臣李曾伯晚年病重时所作的一首自述体五言古诗,全诗以质朴沉郁的笔调,真实记录了诗人身染重疾时的生理痛苦与心理活动,并由此展开对生命、命运与人生价值的深刻思考,展现了其通达生死的豁达胸怀与儒家士大夫的精神境界。 诗歌开篇即以“六十三年忧患乡”总括一生,奠定全诗沉郁顿挫的基调。随后详细描绘病状:“头目昏眩”、“汗流四体痛欲僵”,笔触真切,令人感同身受,这种对病痛细节的直白书写,在古典诗歌中并不多见,体现了诗人直面现实的勇气。在病痛的折磨下,诗人并未一味沉溺于自怜,而是转向理性的内省与超脱。他反思自己“操修弗遂仁者寿”,将病因部分归咎于自身修养不足,体现了儒家“反求诸己”的修身传统;又以“枝披叶殒待风寒”为喻,清醒认识到生命衰朽的必然规律。 诗中最动人的部分,在于诗人对身后事的坦然安排。“儿女满前无顾恋,家山何许莫思量。是非得失一勾断,万事尽付之遗忘。”这并非无情,而是一种历经沧桑、看透世情后的彻底放下,是精神上对尘世羁绊的主动解脱。最终,诗人以“宁神定虑听造物”、“符到即去庸何伤”作结,将个体生命置于自然天道(“造物”)的运行之中,表现出一种顺应自然安然赴死的哲学态度。门前“风月正清朗”的景物描写,与诗人内心的平静豁达相映衬,更添一份从容之美。 整首诗语言平实而情感深沉,结构上由叙病、省思到悟道,层层递进,逻辑清晰。它不仅是李曾伯个人生命末期的真实写照,也反映了宋代士人在融合了儒、道思想后,面对生死大限时所能达到的一种理性而达观的精神高度,具有深刻的生命哲学意蕴。

创作背景

此诗作于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年),干支纪年为庚申年,时年诗人李曾伯六十三岁。李曾伯(1198-1268),字长孺,号可斋,南宋后期重要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历任四川宣抚使、湖南安抚使等要职,在抵御蒙古南侵、整顿地方政务方面颇有建树。他的一生贯穿了南宋中后期国势日衰战乱频仍的艰难岁月,其诗文中常怀忧国忧民之思与身世飘零之感。 创作此诗时,南宋王朝正处于蒙古大军的持续压力之下,内部朝政也多有纷争。李曾伯作为历经宦海沉浮的老臣,晚年身体状况急剧恶化。诗中所述“痰厥”等症,应是其长期忧劳国事、身心俱疲的集中爆发。在病榻之上,回顾自己“六十三年忧患乡”的人生,既有对个人生命将尽的预感,也暗含了对国家前途未卜的深层忧虑。然而,作为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士大夫,他在诗中并未流露出对死亡的恐惧或对世事的怨怼,而是努力以理性的态度进行自我剖析,并最终达到精神的超脱与平静。这首诗可以看作是他对自己一生功过是非的某种总结,也是其在生命终点对终极问题交出的一份答卷,情感真挚,思想深刻,是其晚年诗歌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