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宣楼落成和吴深源制参韵 其一》宋·李曾伯

仲宣楼：楼名，为纪念东汉末年文学家王粲（字仲宣）而建。王粲曾登当阳城楼作《登楼赋》，后世多建楼以纪念。

吴深源制参：指吴深源，时任制置使参议官，是此诗唱和的对象。

巍楼：高大雄伟的楼阁。

千仞壁：形容楼高如同千仞（古代长度单位，一仞约八尺）的墙壁。

熊楚：指楚地，因楚人先祖鬻熊而得名，此处代指荆州一带。

苍龙夭矫：形容楼阁的飞檐或屋脊如苍龙般屈伸自如、气势非凡。

七泽：古代楚地有众多湖泊沼泽，司马相如《子虚赋》有“楚有七泽”之说，泛指云梦大泽一带。

乾坤浮：天地仿佛漂浮在水泽之上，极言视野开阔，水天相接。

平远献状呈几席：平旷辽远的景色仿佛主动呈现在眼前的几案和坐席前。

弹压：镇服，压倒。形容楼的气势雄镇东西各州。

襟抱六合隘：胸怀天下，觉得天地都显得狭小。六合，指上下四方。

生阅曹刘几成败：王粲一生经历了曹操、刘备等英雄的兴衰成败。曹刘，指曹操和刘备。

徙倚：徘徊，流连不去。

嘉名镇长在：美好的名声能够长久留存。镇，常，久。

景升逝矣建安往：刘表（字景升）已经逝去，建安时代也已成为往事。

岂浊斯足清斯缨：化用《楚辞·渔父》“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意指时局清浊不定，但君子应保持高洁。斯，此。缨，帽带。

天台公：可能指当时主持或首赋此楼的一位官员，具体所指待考。

扬厉：发扬光大，此处指铺陈描绘。

会椽笔：谁能执如椽大笔（来书写）。椽笔，如屋椽般的大笔，喻文章高手。

运方济泰月在临：时运正走向安泰，明月高照。济，渡过。泰，平安。

有如此水舟同心：化用《尚书》“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喻君臣或同僚同心协力，共渡时艰。

炳若揭：光辉显耀，如同高举的旗帜。揭，高举。

老子婆娑：作者自称，意为老夫我盘桓流连，兴致很高。婆娑，盘旋、徘徊的样子。

王赋吴诗成四绝：王粲的赋、吴深源的诗（可能指其原唱），加上此楼和此诗，共同构成了“四绝”。

巍峨的楼阁耸立如千仞绝壁，这雄奇的景观堪称楚地第一。飞檐如苍龙矫健地探出一头，俯瞰下方七泽，天地仿佛在水上漂浮。平远辽阔的景色自动呈现在几案前，其雄浑气势足以镇服东西各州。王仲宣的胸怀曾觉天地狭小，一生亲历了曹操刘备的兴衰成败。当年他曾在落日余晖中徘徊登临，哪曾料到这美好的楼名能长存于世。遥想他当年高谈阔论四座皆惊，佳句妙语仿佛得自天成。刘景升已逝，建安时代远去，时局清浊不定，但君子自当保持高洁。今日我与诸位贤士齐聚于此，眼前风景依稀还能似往日。首赋此楼的是那位天台公，可谁能执如椽大笔来发扬其盛？嗟叹今人看往昔，后人也将看今朝，君子总是思虑深远而心怀忧患。时运正走向安泰，明月高照临空，我们当如这水与舟，同心同德。美好的名声自今日起光辉显耀，老夫我兴致盎然，宾客们也欢欣愉悦。此城此楼天下无双，王粲的赋、吴深源的诗与此楼此诗，共同成就了‘四绝’之美。

这首诗是南宋李曾伯为祝贺仲宣楼落成，和友人吴深源之韵而作。全诗以雄健的笔力、开阔的视野和深沉的历史感，将写景、怀古、抒情、言志熔于一炉，展现了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底与家国情怀。开篇即以“巍楼耸立千仞壁”的夸张比喻和“熊楚奇观此其一”的肯定判断，奠定了全诗雄浑壮阔的基调。接着，通过“苍龙夭矫”的生动想象和“下瞰七泽乾坤浮”的宏大视角，将楼的形貌与气势描绘得淋漓尽致，极具画面感和空间感。 由眼前实景自然转入对楼名所系的历史人物王粲的追怀。作者以简练的笔触概括了王粲“襟抱六合隘”的远大抱负和“生阅曹刘几成败”的沧桑经历，并巧妙化用其《登楼赋》中“步栖迟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将匿”的意境，引发古今之思。在追慕先贤文采风流（“高谈犹想四座惊，好语意得由天成”）的同时，也感慨时代变迁（“景升逝矣建安往”），并借《楚辞》典故，点明君子无论时局清浊，都应坚守节操的深刻主题，体现了咏史怀古的典型手法。 诗的后半部分回到当下雅集，在“风景还能类前日”的欣慰中，也暗含一丝“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的苍茫感，使得“君子思远而忧深”的感慨尤为厚重。然而，作者并未沉溺于感伤，而是笔锋一转，以“运方济泰月在临”表达了对时局好转的期盼，并用“舟水同心”的经典比喻，寄寓了与同僚戮力同心、共济时艰的积极愿望。结尾处“老子婆娑众宾悦”的洒脱与“王赋吴诗成四绝”的赞誉，既呼应了开篇的“奇观”，又升华了此次雅集与楼宇落成的意义，结构严谨，收束有力。全诗语言典丽，用典贴切，情感起伏有致，在赞美楼观、追怀先贤之余，更融入了深切的现实关怀与历史哲思，是一首优秀的酬赠唱和与登临怀古之作。

此诗创作于南宋时期，具体时间应在仲宣楼于某地（很可能在荆州或附近地区）重建或落成之后。作者李曾伯是南宋晚期的名臣、文学家，历任多地安抚使、制置使等职，长期身处抗元前线，关心国事，注重边防建设与文化振兴。诗题中的“吴深源制参”是其同僚，二人常有诗文唱和。 仲宣楼作为纪念建安七子之一王粲的文化地标，其兴建本身即具有弘扬文教、追慕先贤的象征意义。在南宋后期，蒙古南侵的压力日益加剧，国势飘摇的背景下，此类文化活动也暗含着凝聚人心、提振士气的现实考量。李曾伯此次参与楼成雅集并赋诗，不仅是对友人和韵的文学酬答，更是借登临怀古之机，抒发对时局的忧患意识与匡济之志。诗中“运方济泰”、“舟水同心”等语，正是这种心态的流露。他将王粲所处的汉末乱世与南宋面临的危机隐隐对照，在追慕建安风骨的同时，也呼唤当代士人能够继承先贤精神，同心协力，共渡难关。因此，这首诗超越了普通的景物题咏，成为一首承载着历史记忆与时代责任感的深沉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