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罗季能赴江陵幕 其一》宋·李曾伯

淳熙：南宋孝宗赵昚的年号（1174-1189年），常被用来代指南宋孝宗时期，被认为是南宋相对中兴的时期。

槐门：指三公（太尉、司徒、司空）的官署。周代宫廷外种有三棵槐树，三公朝见天子时，面向三槐而立。后以“槐门”、“槐府”代指三公或高级官署。

文献：此处指典章制度、历史典籍和世家传承。

故笏：祖传的笏板。笏是古代大臣上朝时手持的狭长板子，用以记事。‘故笏存’象征着家族世代为官的显赫门第和传统得以延续。

毕万：春秋时期晋国大夫。毕万本为周文王庶子毕公高的后代，后投奔晋国，受封于魏地，其后代建立了战国七雄之一的魏国。此处用典，比喻罗季能像毕万一样，虽初入仕途，但前程远大，有望光耀门楣。

臧孙：指春秋时期鲁国大夫臧文仲（臧孙辰），以贤能著称。此处用典，将罗季能比作臧孙这样的贤才，表达对其品德和才能的赞誉。

清流：指德行高洁、负有声望的士大夫阶层，与“浊流”（指品行不端或依附权贵的官员）相对。

趋向：志向、抱负。

俗子：指见识浅薄、追逐名利的庸俗之人。

久客诸侯：长期在地方节度使或州郡长官（诸侯，此处指地方大员）的幕府中作客（任职）。

郁郁：郁闷、不得志的样子。

藩垣：藩篱和城墙，比喻保卫国家的重臣或地方军政长官。‘出藩垣’指从地方幕府或军政要职中产生（公卿）。

想那淳熙年间，朝堂之上公论兴盛，贤才汇聚于三槐门下；如今，典章风范依然传承，世家显赫的笏板犹存。昔日晋国听闻毕万的前程远大，令人期待；今日鲁地喜见臧孙般的贤才再现，令人欣慰。你所结交的多是德行高洁、负有众望的清流之士，你的志向抱负，又岂是那些庸俗之辈所能理解和评说？莫要因长久在地方幕府任职而感到郁郁寡欢，要知道，朝廷的公卿重臣，本就多是从这地方军政要职中擢升而来的啊。

这首诗是李曾伯为送别友人罗季能赴任江陵幕府而作，既是一首情真意切的赠别诗，也是一篇立意高远的劝勉之作。全诗以用典贴切和立意深远见长，展现了作者对友人的高度期许和深刻理解。 首联“淳熙公论盛槐门，文献依然故笏存”，从历史高度起笔，将友人置于南宋“淳熙之治”的辉煌背景和世家传承的荣光之下，既赞美了其家族门第，也暗示了时代对人才的呼唤，奠定了全诗典雅庄重的基调。颔联“晋世昔闻期毕万，鲁人今喜见臧孙”，连用两个精当的典故，以春秋时期的贤臣毕万和臧文仲比拟罗季能。毕万之典，侧重其前程远大，预示未来可建立功业；臧孙之典，则侧重其当下品德贤能，已获世人赞誉。两典并用，时空交错，从历史预见与现实认可两个维度，给予友人极高的评价。 颈联“交游半是清流望，趋向难为俗子论”，笔锋转向对友人人品与志向的刻画。称赞其交往圈层皆为清流名士，侧面烘托出其人格的高洁；同时指出其远大抱负非俗子所能理解，既是对友人的肯定，也暗含了对当时庸俗风气的批判，体现了作者鲜明的价值取向。尾联“久客诸侯宁郁郁，公卿元自出藩垣”，是全诗的点睛之笔和核心劝慰。作者直接点破友人可能因久居幕府而产生的失意情绪，并以“公卿元自出藩垣”这一深刻的历史洞见和政治智慧加以开导。他指出，地方军政历练正是通往朝廷中枢的必经之路，勉励友人不必气短，而应视此为积累资本、大展宏图的良机。这一联将个人的仕途感慨升华为对人才成长规律的理性认知，使诗的境界豁然开朗，充满了积极向上的力量。 整首诗结构严谨，从历史背景、个人才德、交往志向，最后落到现实劝勉，层层递进，逻辑清晰。语言凝练典雅，情感真挚而理性，充分体现了宋代士大夫诗歌重理趣、善议论的特点，在送别诗中别具一格。

这首诗创作于南宋中后期。作者李曾伯（1198-？），字长孺，号可斋，祖籍覃怀（今河南沁阳），南渡后寓居嘉兴。他是南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历仕宁宗、理宗、度宗三朝，曾任职于中央和地方，尤其在抗蒙战争中担任过重要职务，有《可斋杂稿》等传世。 此诗题为“送罗季能赴江陵幕”，江陵（今湖北荆州）是南宋时期的军事重镇，位于长江中游，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常设制置使或安抚使等高级军政长官。友人罗季能此次前往江陵入幕，正是在这样的边疆要地担任幕僚。南宋时期，许多士人都有入幕的经历，地方大员的幕府既是施展才能的舞台，也是积累政治资本、等待朝廷擢升的阶梯。然而，长期屈居幕职也容易让人产生怀才不遇的苦闷情绪。 李曾伯本人有着丰富的从政和军旅经验，深谙官场生态与人才晋升之道。他写这首诗，正是基于对时局和仕途的深刻理解，旨在以同道者和先行者的身份，对即将远行的友人进行鼓励和开导。诗中提到的“淳熙”年号，是南宋相对稳定和有所作为的时期，作者借此既是对盛世的追忆，也暗含了对当下时局和人才环境的某种期许与对比。全诗在送别的温情中，融入了对国事、仕途的理性思考，反映了南宋士人在内忧外患的时局下，既渴望建功立业，又需面对现实困境的复杂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