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蒋志父春风亭韵 其一》宋·李曾伯

蒋志父：诗人的友人，生平不详，从诗题看应为当时文人。

春风亭：亭名，可能是蒋志父所建或常游之处，诗人以此为题和诗。

举扇障西风：化用典故，原指晋代王导以扇遮面，躲避庾亮权势的“元规尘污人”，此处反其意而用之，表示不必畏惧或回避某种压力。

黄花：指菊花，常象征隐逸、高洁或晚节，此处或指面对困境的豁达态度。

卢㕙：指驴子和兔子，或泛指微小的动物。一说“卢”指黑色猎犬，“㕙”指狡兔，合指敌对势力。诗中“成两毙”喻指两种祸患或敌对力量已被消除。

蜂蚁起群雄：比喻众多小势力纷起，如同蜂蚁成群，形成新的威胁。

长策辕从北：指未能制定长远的策略，使车辕（代指军队或国策）指向北方（可能指应对北方外敌）。

真儒辙岂东：真正的儒者（有识之士）岂会让车辙（道路、方向）偏向东方？暗指国策或用人不当。

数奇：命运不好，遇事多不利。奇（jī），单数，古人认为单数不吉利。

从戎：参军，投身军旅。

不必举起扇子去遮挡西风，且将这一切付与盛开的菊花，付之一笑。渐渐欣喜于驴兔两种祸患都已毙命，却仍要忧愁那如蜂蚁般的小势力崛起称雄。未能制定长远之策使车驾北向御敌，若真有栋梁之才，国运的车辙岂会偏向东方？年老的我命运多舛又有何用，不如快快教导儿孙辈，学习兵法投身从军报国。

这首诗是李曾伯与友人蒋志父的唱和之作，名为“春风亭韵”，实则借春亭抒怀，表达了诗人对时局的深切忧虑与报国无门的沉郁感慨。全诗情感跌宕，由表面的豁达转入深层的忧愤，再归于无奈的寄望，展现了南宋后期士人复杂的心境。 首联“不须举扇障西风，且付黄花一笑中”，开篇即显反用典故之妙。诗人化用“元规尘污人”的旧典，却以“不须”二字斩钉截铁地表明态度：面对如“西风”般袭来的外界压力或朝中倾轧，无需如古人般消极回避。一个“付”字，将纷繁世事托付于“黄花一笑”，看似洒脱旷达，实则内含苦涩，为下文的情感转折埋下伏笔。 颔联“渐喜卢㕙成两毙，仍愁蜂蚁起群雄”，笔锋一转，直指时弊。诗人用“卢㕙”与“蜂蚁”两组比喻，生动刻画了政局之危。“渐喜”与“仍愁”形成强烈对比，刚除旧患，又生新忧，形象揭示了南宋朝廷内外交困、危机四伏的窘境，体现了诗人敏锐的政治洞察力。 颈联“未能长策辕从北，果有真儒辙岂东”，议论深入，直指朝廷战略失误与人才匮乏的核心问题。“辕从北”暗指北伐恢复中原的大计未能坚持，“辙岂东”则讽刺国策偏离正轨。两句以假设反问出之，语气沉痛，批判了当权者既无长远谋划，又不能任用真正贤能的积弊现状。 尾联“老我数奇何所用，快教儿辈学从戎”，在沉重的叹息中迸发出最后的激愤。诗人自叹年老命蹇，于国事已无大用，这既是英雄失路的悲鸣，也是对现实的彻底失望。然而，“快教儿辈学从戎”一句，又将希望寄托于下一代，嘱托后辈投笔从戎，以武备寻求出路。这急切的呼告，饱含着一个末世老臣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情怀，也使全诗在悲凉中透出一丝刚健之气。 整首诗将个人身世之感与家国命运紧密相连，比喻贴切，用典精当，语言凝练而富有张力，充分体现了李曾伯作为南宋后期重要边臣和诗人沉郁顿挫的诗风，是了解当时士人心态与历史背景的重要作品。

此诗创作于南宋后期，具体年份不详。作者李曾伯（1198-1268），字长孺，号可斋，南宋名臣、文学家。他历仕宁宗、理宗、度宗三朝，长期担任边帅，在抗蒙战争中屡有建树，对军政事务有深刻见解。然而，南宋晚期朝政腐败，党争不断，外部面临蒙古铁骑的巨大压力，内部则积弊深重，国势日颓。 李曾伯虽有心报国，但往往受到掣肘，其诸多恢复之策也难被采纳。这首诗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写就。诗题中的“春风亭”可能是友人的闲适之所，但诗人的和诗却毫无春风和煦之感，反而充满了对时局的焦虑与对自身处境的无奈。诗中“卢㕙”、“蜂蚁”之喻，很可能影射当时朝廷内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与地方上此起彼伏的动乱。而“辕从北”、“辙岂东”的议论，则直接指向南宋朝廷在和战问题上的摇摆不定与战略失误。 “老我数奇”的自叹，既是诗人个人宦海浮沉、壮志难酬的写照，也折射出那个时代有志之士共同的命运悲剧。最后“教儿从戎”的呼喊，在蒙古灭金后全力南侵、战争阴云密布的背景下，显得尤为紧迫和悲凉，反映了当时有识之士对严峻局势的清醒认识，以及试图以武备求存的最后努力。这首诗不仅是诗人与友人的唱和，更是一份记录南宋末世士人心声的历史证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