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傅山父小园十咏 其九》宋·李曾伯

秫粳：秫（shú），黏高粱，多用于酿酒；粳（jīng），粳稻，一种米粒短而粗的稻米。此处泛指粮食作物。

靖节：指东晋诗人陶渊明，私谥“靖节”，以爱酒和归隐田园著称。

杞菊：枸杞和菊花。古人认为食之可以延年益寿，也常作为隐士清贫生活的象征。

天随：指唐代诗人陆龟蒙，号天随子，隐居松江甫里，常以杞菊为食，其《杞菊赋》序云：“天随子宅荒，少墙屋，多隙地，著图书所，前后皆树以杞菊。”

底事：何事，为什么。

池塘梦：典出南朝宋诗人谢灵运《登池上楼》名句“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传说此句得于梦中，后常以“池塘春草梦”比喻灵感或美好的文思，也引申为对江南故园或闲适生活的思念。

边城：边疆的城池。此诗作于作者任职边地期间，点明所处环境。

月暗时：月色昏暗之时，渲染边地苍凉、孤寂的氛围，与梦中江南春色形成对比。

特意多种些秫米粳稻，好效仿陶渊明那般有酒可饮；也要学陆龟蒙餐食杞菊，过着清贫自适的隐士生活。可不知为何，那象征着江南春色与文思的“池塘生春草”之梦，偏偏还要来到这边疆城池，在这月色昏暗的孤寂时分萦绕心头。

《和傅山父小园十咏 其九》是南宋词人李曾伯的一首七言绝句，通过对比隐逸理想与边塞现实的巨大反差，深刻表达了身处宦途、心系田园的复杂心境，展现了宋代士大夫仕隐矛盾的典型心态。 诗的前两句以用典手法，连举两位著名的隐逸高士——陶渊明与陆龟蒙。诗人欲“剩种秫粳”以供酒，意在效仿陶渊明“性嗜酒”的洒脱；欲“餐杞菊”则直承陆龟蒙的清苦自守。这两句表面上勾勒出一幅恬淡自足的田园生活图景，表达了诗人对隐逸生活的向往与追慕，为全诗奠定了基调。 然而，后两句笔锋陡转，将读者从美好的理想拉回冰冷的现实。“不知底事”以反问语气，透露出深深的无奈与困惑。诗人借用谢灵运“池塘生春草”的经典意象，此梦本应关联着江南的明媚春色与闲适的文思，是田园归隐生活的诗意象征。可这美好的梦境，却偏偏“犹到边城月暗时”。一个“犹”字，写出了梦境的无端与执着，更反衬出现实的无情。“边城”与“月暗”构成了一个苍凉孤寂的意境，与梦中“池塘春草”的生机盎然形成强烈对比。这种时空与情感上的巨大跳跃与反差，正是全诗艺术张力的核心所在。 此诗的艺术特色在于巧妙地运用对比反衬手法。理想（隐逸）与现实（边宦）、江南春梦与边城月暗、历史高士的逍遥与当下诗人的困顿，多重对比交织，将那种身不由己、心驰神往却又无法脱身的矛盾苦闷渲染得淋漓尽致。它不仅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折射出南宋时期，许多士人在国事艰难背景下，既怀有建功立业之志，又渴望归隐保全的普遍心理困境，具有深刻的时代印记。

此诗为李曾伯《和傅山父小园十咏》组诗中的第九首。李曾伯是南宋中后期重要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历仕宁宗、理宗两朝，曾多次出任边帅，负责荆湖、四川等地的防务，对抗蒙古（元）军队的入侵，有着长期的军旅边塞生涯。 傅山父是其友人，生平不详，从其“小园十咏”的诗题来看，当是一位拥有田园、过着或向往隐逸生活的文人。李曾伯这组和诗，正是在他任职于边疆防务期间所作。当时南宋面临强大的蒙古压力，边境战事紧张，作为守边大臣，李曾伯责任重大，公务繁忙，生活与环境必然艰苦，与宁静安逸的“小园”生活相去甚远。 因此，这首诗的创作背景，是诗人身处战争前线的严峻环境之中，收到友人吟咏田园闲趣的诗篇后，有感而发。友人的诗作勾起了他对恬淡隐逸生活的深切向往，但严酷的现实和自身的职责又将他牢牢束缚在“边城”。这种强烈的心理落差与冲突，成为了本诗最直接的创作动机。诗中所表达的，并非单纯的思乡或慕隐，更包含着一位身处末世、肩负重任的士大夫，在国事维艰与个人理想之间的深刻彷徨与无奈，情感层次极为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