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题》宋·陈傅良

出与处：出仕与隐居，指士人面对仕途进退的人生抉择。

用行舍之藏：语出《论语·述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指被任用就施展抱负，不被任用就退隐自守。

孔颜：孔子与其弟子颜回，被视为安贫乐道、进退有度的典范。

参赐：指孔子的弟子曾参（曾子）和端木赐（子贡），二人皆以德行或才智著称。

窥牖不得睹：从窗户窥视也看不到全貌，比喻对圣贤之道的理解难以透彻。

一曲株守兔：比喻见识狭隘，拘泥于一隅。‘一曲’指偏于一端，‘株守兔’化用‘守株待兔’典故。

狷者：指洁身自好、有所不为的人。语出《论语·子路》‘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夸毗子：指谄媚、卑屈的小人。语出《诗经·大雅·板》。

腐鼠：典出《庄子·秋水》，比喻庸俗之人所珍视的功名利禄。

钟鸣尚迟回：听到征召的钟声（喻出仕机会）还在犹豫徘徊。

钲鼓：古代行军时用的两种乐器，钲用以止，鼓用以进。此处比喻‘道’是行动的准则和号令。

适时不俟驾：语出《论语·乡党》‘君命召，不俟驾行矣’，指时机一到，不等车马备好就立即行动。

枉己：扭曲自己的志向和原则。

周南恨：指像司马迁之父司马谈那样，因未能参与天子封禅大典而抱憾终生。此处反用，意指没有因仕途不顺而产生的遗憾。

圭组：玉圭和印绶，代指高官厚禄。‘内乐侈圭组’指内心之乐远胜于官位带来的荣耀。

舜聪彻幽阻：像舜帝那样圣明的听闻能穿透幽远阻隔，喻指贤名终将上达天听。

裹轮车：用蒲草包裹车轮的车子，古代征聘贤者所用，以示礼敬。

洙泗：洙水和泗水，流经孔子讲学之地，代指儒家学统或圣贤之道。

富贵调儿童：用富贵来逗弄、试探儿童，比喻用世俗利禄来考验人的心志。

嗔喜狙赋芧：化用‘朝三暮四’典故，指像猴子一样因饲养者分配橡实（芧）的方式不同而忽喜忽怒，比喻被外物所操控的愚昧状态。

伐国问：语出《论语·卫灵公》，指询问攻打别国这类不仁之事，君子不为。

学者一生最重要的大事，莫过于仕途的进退抉择。‘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道理，只有孔子和颜回真正做到了。像曾参、子贡那样地位崇高的弟子，对圣人之道也如隔窗窥视，难以尽览。更何况那些未曾亲见圣人的后学，更容易偏执一端，如同守株待兔。退隐山林唯恐不够幽深，狷介之士甚至闭门拒客。这就像蜗牛守护着它的壳，枯死其中又有何益？那些四处钻营的谄媚小人，心中念念不忘的不过是功名利禄这只‘腐鼠’。听到征召的钟声还在迟疑不决，在颠沛流离中才惭愧自己迷失了方向。细细评说谁得谁失，这其中的差别不易像吴楚两国那样分明。圣贤早已具备了完备的德性，以‘道’作为行动进退的号令。时机一到便不等车马备好立即出发，若需扭曲心志则宁可作揖辞去。而我本来的心性，始终澄澈明净如同浩瀚的太空。先生您平生所学，正是在‘出处’这一道理上超越了圣贤的训示。四十年来宦海浮沉，无论是顺境还是险阻，都随遇而安。起初就没有因仕途阻滞而产生的遗憾，内心的丰盈之乐远胜于高官厚禄。您的美名高扬，连上天也无法遮蔽，如同舜帝的圣聪能穿透一切幽暗阻隔。门前停着征聘贤者的蒲轮车，使者正急切地准备车驾。我翘首仰望那洙泗之上的圣贤之道，深知先生您无论进退都从容有余。用富贵来逗弄人心，如同用橡实戏耍猴子，使其忽喜忽怒。这等同于询问攻打别国的不仁之事，哪里是君子所为呢？但愿能施展经世致用的学问，建立不朽的功业，就在先生您此番的抉择与行动之中了。

这首《失题》是南宋永嘉学派代表人物陈傅良的一首哲理诗，集中探讨了儒家士人核心的人生议题——‘出处’，即仕与隐、进与退的抉择。全诗以议论为骨，典故为肉，层层递进，展现了作者深厚的学养和清晰的价值判断。 诗歌开篇即点明主题，将‘出与处’视为‘学者一大事’。随后，作者以孔子、颜回为‘用行舍藏’的完美典范，又以曾参、子贡为例，说明即使贤如孔门高弟，对圣人之道的体认亦有局限，从而为后文论述留下空间。诗中批判了两种错误的‘处’世态度：一种是过于消极的隐逸，如‘入林恐不密’、‘如蜗护一壳’，虽洁身自好却于世事无补；另一种则是汲汲营营的‘夸毗子’，其人生目标不过是庄子寓言中的‘腐鼠’——世俗的功名利禄。这两种态度，一者失之于‘过’，一者失之于‘不及’，均非中道。 在破除了两种偏执后，诗人提出了自己的主张：真正的出处之道，应以‘道’为最高准则（‘以道为钲鼓’）。时机来临，便积极入世（‘适时不俟驾’）；若需违背原则，则坚决退隐（‘枉己一揖去’）。关键在于保持心性的‘湛如太空’——澄明不染，不为外物所动。这种思想，既继承了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传统，又融入了心性修养的维度，体现了宋代理学的影响。 诗的后半部分，笔锋转向对一位‘先生’（或为作者自况，或为寄赠对象）的赞颂。通过‘浮沉四十年，夷险随其遇’、‘内乐侈圭组’等句，描绘了一位履道而行、宠辱不惊、内心充盈的儒者形象。‘富贵调儿童，嗔喜狙赋芧’的比喻犀利而生动，将那些被外物操控的庸碌之辈刻画得入木三分。最后以‘愿出有用学，不朽在斯举’作结，将个人的出处抉择提升到建立‘不朽’功业的高度，呼应了开篇的‘大事’，结构严谨，立意高远。 全诗语言凝练，用典密集而贴切，说理透彻而不枯燥，展现了宋代学者之诗的典型风貌，是研究南宋士人心态和永嘉学派经世思想的重要文本。

此诗作者陈傅良（1137—1203），字君举，号止斋，南宋温州瑞安人，是永嘉学派承前启后的重要学者。永嘉学派提倡事功之学，主张‘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性命义理，与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鼎足而立。陈傅良所处的时代，南宋朝廷偏安一隅，内部党争不断，外部金国威胁持续，士大夫阶层面临着严峻的政治环境和复杂的出处抉择。 陈傅良本人仕途坎坷，屡遭贬谪。他于孝宗乾道八年（1172）中进士，历官福州通判、桂阳军知军、吏部员外郎等职。光宗时，因直言进谏，反对过度的宫廷开支，触怒权贵，被贬官罢祠。宁宗即位后，曾短暂起用，又卷入‘庆元党禁’，被列为‘伪学’逆党，遭到打击。这首诗很可能创作于他中年以后，历经宦海沉浮、对出处之道有深切体悟之时。诗中‘浮沉四十年’、‘夷险随其遇’等句，可视作其人生经历的写照。 诗歌题为‘失题’，意味着原题可能遗失，或作者有意不标明确切题目，使诗的议论更具普遍性。它所探讨的‘出处’问题，是贯穿中国古代士人精神的永恒命题，尤其在政治环境复杂的南宋中期，更具有现实的紧迫感。陈傅良借由此诗，不仅阐述了个人安身立命的准则，也体现了永嘉学派将个人道德修养与经世济民实践相结合的学术宗旨。在庆元党禁的压抑背景下，这首诗也可视为作者坚守道义、不随波逐流的精神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