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安玉虚观南轩感事偶书五首 其三

不辰：不逢其时，命运不好。

生人凶：人世间所遭逢的种种灾祸。

摺胁范：指战国范雎曾受酷刑，肋骨折伤而幸免于死，这里借指自己屡遭危厄而苟全性命。

南冠钟：指春秋时楚人钟仪被囚于晋，仍戴南冠；后因以“南冠”指囚徒，此处言自己多次陷于困厄而脱身。

再醮：妇女改嫁、再嫁。

孙枝发枯桐：枯桐复生枝，喻衰败之家勉强延续后嗣。

杀与丰：歉收与丰收，泛指岁时收成好坏。

学圃农：学习种菜务农，指谋求粗生之计。

郑忽敢辞昏：郑忽，春秋郑国公子忽，曾辞齐婚；“昏”通“婚”，这里借典说家境如此，哪敢像郑忽那样推辞婚事。

冗食：无功受食，白白耗费家中口粮。

桥公：对姻亲长者的尊称，此处当指与女儿婚嫁相关的亲家或媒妁长辈。

荆笄：荆钗竹笄，代指贫家女子的朴素装束。

不售：本指货物卖不出去，这里比喻女子婚嫁不成。

尪癃：瘦弱衰病，身体羸弱不堪。

膏肓：古人以为心下膈上为“膏肓”，病入膏肓比喻病势沉重难治。

二竖：古代常以“二竖”为病魔的代称。

旬浃：满十天、一旬，泛指稍久停留。

吞酸：心中悲酸欲泣。

赍恨：抱恨，怀着无尽的遗憾与悲痛。

藁葬：草草埋葬，未能厚殓。

青莲宫：道观名，此处指停柩或埋葬之地。

兴言：想到、提起。

镞刃：箭头和刀刃，喻极尖锐的刺痛。

可叹我命运多么不济，几乎尝遍了人生种种灾凶。偶然保全性命，像受酷刑而不死的范雎；又屡次从囚困危厄中脱身，如被拘系的钟仪。妻子若再嫁又能怎样，不过像枯桐勉强发出一枝嫩芽而已。连鬼都还要索求吃食，哪里还顾得上年成是歉是丰。两个儿子若长成像我这样，也没有田地可供他们学着种圃务农。贫困至此，哪敢像郑忽那样推辞婚事，只能徒然增添家中口粮，让老父为我悲哀。除此之外，还有难以尽言的苦处：两个女儿也连累了亲家长辈。她们像荆钗布衣的贫家女子，婚事迟迟不成，又有谁来细论她们的德行与容貌。小儿自幼就抱着奇怪的疾病，到这一年一天天更加羸弱衰惫。既已病入膏肓，那病魔便再也无法攻治。而我却在外四处奔走，经过家门也像一阵狂风般匆匆而过。难道不想停留十天半月么？无奈世事催迫，朝夕之间又得离去。满怀辛酸地握一次手，转眼便像飞蓬一样被牵扯而去。心里知道这一次分别后恐怕不能再见，衰老的眼泪纷乱而不知从何收拾。后来书信传来丧讯，我带着无穷遗恨归去。竟没有听到你临终时一句强忍将死的话，只知道你被草草埋葬在青莲宫。作为父亲，我怎么忍受得了；作为孩子，你又遭逢了怎样的命运。每一想到这里，就像箭镞刀刃一齐戕刺我的心胸。

这首诗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它不是单纯写一时一事，而是把诗人一生所受的困顿、家门所遭的贫病，以及最沉痛的丧子之悲，层层叠叠地压缩进一首长篇叙事抒情诗中。开篇“嗟余何不辰，备极生人凶”，先以总提之笔概括身世不幸，声调沉郁顿挫，奠定全诗悲苦基调。接着诗人连用“摺胁范”“南冠钟”等典故，将自己的遭遇放到古人受刑、被囚的极端处境中比照，既写出险厄之深，也见其艰难苟活的羞苦心情。典故虽密，却并不炫学，而是成为情感的支点。 中段笔锋转入家庭内部：儿子无田可耕，女儿婚事无着，亲老而己身“冗食”，处处都显出一个贫寒之家在现实压力下的窘迫。尤其“荆笄嫁不售，谁论德与容”二句，极冷峻地写出贫家女儿在婚姻中的被轻视，既有现实观察，也有深切自责。至写幼子抱病，则全诗情绪由长久困顿推进到猝然刺骨的哀伤。“亦既就膏肓，二竖不可攻”已见绝望，而“而我事奔走，过家如狂风”更把父亲的痛苦推到极处：不是不爱，不是不救，而是身不由己，连停留十日都不可得。 诗中最具冲击力的是后半部分的时间推进：握手离别、预感永诀、书报讣音、归见藁葬，层层递降，几乎无一句虚设。“吞酸一执手，掣去如飞蓬”把离别写得极富动态感；“心知不再见”则以预感先行，增强了后来噩耗的悲剧必然性。结尾“兴言一及此，镞刃戕心胸”不再作细叙，而以生理性的痛楚收束全篇，令读者直接感到哀痛之不可忍。 从艺术上看，此诗以杂言古体铺叙，语言质朴而锋利，兼有议论、叙事、抒情三层力量。它不取含蓄婉约，而以近乎直陈的方式写家难，反而更显真切沉重，体现出宋诗善于以日常家事入诗、以理性叙写深情的典型特色。

从题目看，这首诗作于“云安玉虚观南轩”，属于组诗《云安玉虚观南轩感事偶书五首》中的第三首。“感事偶书”表明它并非专为咏景而作，而是在羁旅途中，因眼前环境触动心事，随感而发。诗中所写内容并不着重山川景色，而是集中铺写家境贫窘、儿女婚养艰难、幼子久病夭亡，以及诗人自己长期在外奔走、无法照料家人的深痛。这种由外在行旅处境引发的家庭悲剧书写，正是题中“感事”的核心。 结合诗中信息，可以看出作者当时身处异地，行动受现实事务牵制，虽曾短暂过家，却不能久留，终于在离去后收到家中丧讯，留下终身难释的悔恨。诗里多处自责，如“冗食哀我翁”“过家如狂风”，都不是泛泛悲叹，而是建立在真实人生压力上的沉痛反省。宋代文人诗歌中，常有以家事、病苦、穷愁入诗的倾向，这首尤其突出，它把士人仕宦羁旅与家庭灾难紧密结合，写出了现实生活对个体与亲情的双重挤压。故此诗的背景，不宜仅理解为旅中偶感，更应看作一位宋人身遭多难、触景追念家门不幸时所写下的哀切自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