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范《国正丈和章齐物之论扫去轨辙超然形外所进高矣读之敬叹不自揣再用前韵为谢并以求教》

钟鼎：古代钟和鼎，常借指富贵显达的仕宦生活

山林：指隐居之地，借指退隐不仕的生活

文王兴：周文王兴起，常用以比喻圣明君主出现、贤才得遇其时

舒气燄：舒展才气与锋芒，意谓在得时之际充分施展抱负

卷机轴：收敛机杼与枢要，引申为收起才智，不轻易施展

圭荜：圭，玉器；荜，柴门。此处形容身处卑约之境

纬经：经纬之学，指治世之才与谋略

神龙冬亦蛰：龙到冬天也潜伏蛰藏，比喻豪杰失时亦当敛迹

啜醨：饮薄酒。醨，淡薄的酒

泛观：从表面、从一般情形上看

自戾：好像自相乖违、自相矛盾

惠与夷：惠，柳下惠；夷，伯夷。二人处世方式不同，常被并举

和非清：和，平和中正；清，偏于孤高峻洁。意谓真正的和并不等同于狭义的清

膏沃：膏油丰足，喻资质、根本充沛

火传非两灯：灯火相传，看似分灯，实则火种一脉相承

本根：根本、本源，指立身行事的根基

协一：归于同一、求得统一

不齐：语出《庄子》相关思想，指万物本性各有差异

庄生：庄子

鼓天翼：振起如天风所鼓的大翼，化用大鹏意象，比喻大展宏图

帝庭：朝廷

追逐钟鼎富贵，并不一定就是为了私利；栖身山林，也不一定就是为了求名。自古豪杰之士，并不一定非要等到周文王那样的明主兴起才有价值。得其时，便舒展才气锋芒，使天地之间增生光彩；失其时，便收敛机心才具，在陋巷柴门之中藏起经世之学。神龙到了冬天也要潜伏，蟋蟀到了秋天才会鸣叫。饮醇酒的人未必都醉，啜饮薄酒的人反而可能独自清醒。若从表面宽泛地看，这些现象似乎彼此矛盾；但回过头细察其根本，则自有平正之理。世人常说柳下惠与伯夷风格不同，却哪里知道平和中正并不等于不清峻。油膏充足，便能照亮满室；灯火相传，也并不是分成了两种火。只要根本还在，就不必夸耀个人的智力与才能。求同固然是深奥的道理，但万物本来就各有不同之性情。我姑且借用庄子的言语，吐露胸中的英气。看您正如振翅高飞的大鹏，终将在朝廷之上建立功业。

这首诗是一篇具有鲜明议论色彩的酬答之作。题中已点明“和章齐物之论”，可见诗人是因读到友人有关《庄子·齐物论》的作品后，深为叹服，再用前韵作答。全诗并不专事玄谈，而是把庄学义理、儒者经世之志与现实人生出处的抉择熔于一炉，形成了宋诗中典型的“以理入诗”风格。 开篇“钟鼎非徇利，山林非徇名”二句，先破除世俗对“仕”与“隐”的简单判断。做官未必出于逐利，隐居也未必就是沽名，诗人一开始便把视角从外在行为转向内在动机。接着“古来豪杰士，不待文王兴”承上推进，指出真正的豪杰并不完全系于时遇，有明君则可奋发，无明时亦可自守。于是“得时舒气燄，宇宙生光精；失时卷机轴，圭荜韬纬经”成为全篇的核心对举：得时则建功立业，失时则韬光养晦，二者并非对立，而是同一本根在不同处境中的自然展开。 中段连用“神龙冬亦蛰，蟋蟀秋乃鸣”“饮醇未同醉，啜醨还独醒”等譬喻，说明万物与人生皆有其时、其分、其性。看似不齐，实有常理；表面相反，内里却可相通。“泛观疑自戾，反视不失平”二句尤其精警，概括了诗人观察人生与义理的方法：不能停留在表层的矛盾现象，而要返本求源，看到更高层次的平衡。 “人言惠与夷，宁知和非清”一句，把柳下惠与伯夷两种德行并举，进一步申说人格理想不必刻板划一。随后的“膏沃照几室，火传非两灯”，以生动的比喻指出德性与道统虽表现不同，实则根源相贯。诗的后半因此由辨析“同”与“异”转入对“本根”的强调：“但使本根在，毋誇知力能。协一虽奥理，不齐本物情。”这里既吸收了庄子“齐物”的思想资源，又保留了儒家重根本、重实践的价值立场，显示出宋代理学语境中兼采百家的特点。 结尾“聊借庄生语，一吐胸中英。看君鼓天翼，事业扬帝庭”，又把哲理收归于现实关怀。诗人借庄子之语，不是逃避世务，而是为了更深刻地理解出处之道，并最终寄望友人展翼高飞、建功朝廷。全诗理趣深而不板滞，譬喻多而不堆砌，对举精严，气格开阔，既有思辨力度，也有酬赠诗应有的真诚敬意与勉励之情。

这首诗作于与友人唱和的语境中。题目中的“国正丈”当是诗人所敬重的前辈或友人，“和章齐物之论”则表明对方曾写诗论及《庄子·齐物论》的思想，诗人读后“敬叹”，因而“再用前韵”为谢，并进一步求教。由此可知，此诗并非单纯的即兴抒怀，而是一首带有浓厚学理讨论色彩的酬答诗。 宋代士大夫普遍重视义理辨析，诗歌不仅是抒情载体，也常成为讨论经史子集、人生出处与政治伦理的形式。尤其南宋时期，士人面对复杂时局，更常思考“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问题。仕与隐、行与藏、同与异，既是哲学命题，也是现实抉择。杜范本人为宋代士大夫，其诗文中常见端正持重、重视名节与本原的倾向。因此，这首诗虽借庄子“齐物”之说立意，却并未流于玄远空疏，而是把庄学关于差异与齐同的思考，与儒者关注人格根基、时机进退、建功朝廷的价值理想结合起来。 从题面看，诗人对友人的见解极为推重，认为其论“扫去轨辙，超然形外”，已达高远境界；而自己则“再用前韵为谢并以求教”，语气谦逊，足见此作兼具答谢、商榷与劝勉三重性质。故其背景可理解为宋代士人诗性交谈的一次典型呈现：借诗论文，以理会友，并最终落实到现实事业与人格修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