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范彦覃》宋·李处权

范彦覃：李处权的友人，生平不详，从诗中看是一位有才学、有抱负的人物。

恼：此处意为撩拨、逗引，形容春风唤醒万物。

不禁渠：不能抵挡它（春风）。渠，代词，指春风。

盎盎：盈溢、充盈的样子，形容春水丰沛碧绿。

毵毵：形容柳条细长柔美的样子。

芳菲：花草的芳香，亦代指花草。

遽：突然，很快。

流光：如流水般逝去的光阴。

外门：指家族之外，或指范彦覃的府邸。

冰玉壶：比喻人品高洁，如冰清玉洁。

茹古：饱读古籍，学识渊博。

髯似戟：胡须浓密刚硬如戟，形容男子英武。

说兵胆过躯：谈论军事谋略时，胆识过人。

中外已践更：指在朝廷内外（中央与地方）都已担任过职务。践更，经历、担任。

能事乃绪馀：处理政务的才能只是他（范彦覃）的余力。绪馀，抽丝后留在茧上的残丝，比喻剩余、次要的部分。

主馈孟光贤：以东汉贤妻孟光比喻范彦覃的妻子贤惠。主馈，主持家务饮食。

郎君千里驹：称赞范彦覃的儿子如千里马般优秀。郎君，对他人儿子的尊称。

底事：何事，为什么。

区区：形容微不足道的小事或烦恼。

谒贤相：拜谒贤明的宰相。

袖有时政书：衣袖中藏有关于时政的策论文章。

世家治剧手：出身世家，又是处理繁难政务的能手。治剧，处理繁重复杂的事务。

陶冶宁舍诸：治理、教化百姓，岂能舍弃他这样的人呢？陶冶，比喻造就、培育。诸，“之乎”的合音。

党近：关系亲近的宗族或朋党。

分义：情分与道义。

分龙猪：像龙与猪一样被区分开，比喻才能高下悬殊。此处是自谦儿子愚钝。

决科：指参加科举考试并决定名次。

起予：启发我。语出《论语·八佾》：“起予者商也。”

山林与钟鼎：指隐居山林与出仕为官两种人生道路。钟鼎，钟鸣鼎食，代指富贵仕宦。

岁寒苟在兹：如果（我们的友谊）能经受住岁月寒暑的考验。苟，如果。兹，此，指友谊。

双鲤鱼：指书信。古代常将书信藏于刻成鱼形的木函中，故以“双鲤”代指书信。

春风撩拨着世间万物，万物都无法抵挡它的力量。春水变得盈溢碧绿，柳条也舒展着细长柔美的身姿。花草的芬芳如此迅速地绽放，而流逝的时光又是这般短暂。是谁偏偏要让人经历离别，这份遗憾又该如何排解？府邸之外有你这样的人物，品行高洁如冰玉壶。你饱读诗书，胡须刚硬，谈论起军事谋略更是胆识超群。朝廷内外的职务你已历练过，处理政务的才能对你而言只是余事。家中更有如孟光般贤惠的妻子主持家务，儿子也如千里马般前程远大。人生能得此般圆满，还有什么琐事值得烦恼呢？你此行要去拜谒贤明的宰相，袖中藏着经世济民的策论。你出身世家，又是处理繁难政务的能手，治理教化百姓的重任，怎能少了你呢？而我年老不中用了，出门连头驴都没有，饥寒交迫。论亲戚关系我们不算近，但情分道义上我怎敢疏远。我的儿子像我一样笨拙，早已如龙猪般被区分开。但一听到你谈论词赋文章的功力，便觉科举之事也能给我儿子以启发。是隐居山林还是出仕为官，如今我们的选择已然不同。但愿我们的友谊能经受住岁月考验，千万不要忘记互通书信啊。

李处权的这首《送范彦覃》是一首情真意切的赠别诗，在宋代酬赠诗中别具一格。全诗以春日景物起兴，却迅速转入对人生聚散、友人才德与自身境遇的深沉感慨，展现了诗人复杂而真挚的内心世界。 开篇“春风恼百物”四句，以生动的拟人手法描绘盎然春意，绿水和舒柳构成一幅生机勃勃的画卷，为全诗奠定了明快的基调。然而，“芳菲遽如许，流光亦须臾”笔锋一转，由景入情，引出对时光易逝、聚散无常的喟叹，为下文抒写别恨埋下伏笔。 诗的核心部分是对友人范彦覃的深情赞美与殷切期望。诗人用“冰玉壶”喻其品性高洁，用“茹古髯似戟，说兵胆过躯”写其文武双全、英气勃发，用“中外已践更”言其阅历丰富，更以“孟光贤”、“千里驹”赞其家庭美满、后继有人。这一系列铺陈排比，从人品、才学、事功、家室多角度勾勒出一位近乎完美的士大夫形象，饱含钦佩与羡慕之情。随后“兹行谒贤相”数句，则是对友人此番远行建功立业的鼓励与信心，认为他是“治剧手”，定能在政坛有所作为。 与对友人的盛赞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诗人对自身老迈困顿境遇的坦诚描述。“我老不适用，饥寒出无驴”，语言质朴直白，充满自嘲与无奈。更令人动容的是，诗人不仅自叹，还为“似我拙”的儿子感到忧虑，并寄望于友人的“词赋功”能对儿子有所启发。这种将家族希望托付于友人的信任，以及“论亲无党近，分义何敢疏”的表白，将两人君子之交的深厚情谊推向了高潮。 结尾“山林与钟鼎”点明二人人生道路已分，但“岁寒苟在兹”又以松柏喻友情，期盼经得起考验，最后“勿忘双鲤鱼”的叮咛，回归送别主题，余韵悠长。全诗结构严谨，情感跌宕，在赞美、勉励、自伤、托付等多种情绪间自然流转，语言既典雅又恳切，充分体现了宋代文人诗重理趣亦重真情的特点。

此诗创作于南宋时期，作者李处权身处王朝偏安一隅、内忧外患不断的时代。李处权本人虽出身官宦世家（其叔父为“苏门后四学士”之一的李廌），但一生仕途并不得意，晚年更是生活困顿。这种个人经历使他对仕宦与隐逸、理想与现实有着深刻的体会。 诗题中的范彦覃，具体生平已不可详考，但从诗中“中外已践更”、“谒贤相”、“世家治剧手”等描述来看，他应是一位正值壮年、颇有才干且正寻求政治上一展抱负的士大夫。此次离别，正是范彦覃为谋求新职或向当权者献策而远行。 这首诗的创作，深深植根于宋代士大夫文化的土壤。一方面，诗中对于友人“茹古”、“说兵”、“时政书”的推崇，反映了宋代文人崇尚经世致用、文武兼修的理想人格。另一方面，“山林与钟鼎”的抉择，则是贯穿宋代士人精神的永恒命题，在党争频繁、政局动荡的背景下尤为凸显。李处权将自己定位为走向“山林”的失意者，而将范彦覃视为奔赴“钟鼎”的进取者，这种对比既是对友人的期许，也暗含了对自身命运的感慨。 此外，诗中“饥寒出无驴”的窘迫自述，并非完全虚指，很可能反映了李处权晚年的真实生活状况，这与宋代许多中下层文人的生存境遇相符。整首诗因而不仅是一次私人情感的抒发，也折射出南宋社会中怀才不遇的文人与积极入世的官员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