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宣王及其弟子赞 其一》南宋·宋高宗

文宣王：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追封孔子为文宣王。此处代指孔子。

斯文在兹：语出《论语·子罕》：“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斯文，指礼乐教化、文化道统。兹，此。意为文化道统在此（孔子）身上。

帝王之式：式，典范、榜样。帝王的典范。

古今之师：古往今来的老师。

志则春秋：志向体现在《春秋》这部著作中。《春秋》是孔子编订的鲁国史书，微言大义，寓含褒贬。

道由忠恕：思想核心来源于“忠恕”。《论语·里仁》：“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忠，尽心为人；恕，推己及人。

贤于尧舜：语出《孟子·公孙丑上》：“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后世儒家常认为孔子之德超越尧舜。

载雍：载，语助词。雍，和谐、和睦。指时代和谐。

戢此武功：戢，收藏、止息。武功，军事征伐。意为停止战争，崇尚文治。

肃昭盛仪：庄严地彰显盛大的礼仪。

海㝢聿崇：㝢，同“宇”。海宇，天下。聿，语助词。崇，尊崇。意为天下都尊崇（孔子之道）。

伟大啊，至圣先师文宣王，华夏的文化道统就系于您一身。您是帝王的楷模，古往今来的导师。您的志向体现在《春秋》的微言大义里，您的思想核心是忠恕之道。您的贤德超越了尧舜，您的声誉如同日月般永恒光辉。如今时代和谐，止息了战事武功。我们庄严地举行盛大的仪式，让普天之下都来尊崇您。

这首四言赞诗是宋高宗赵构为祭祀孔子及其弟子所作系列赞诗的第一首，集中颂扬了孔子至高无上的历史地位和深远的文化影响。全诗结构严谨，用典精当，气象恢宏，充分体现了官方对儒家道统的尊崇与塑造。 开篇“大哉圣宣，斯文在兹”以感叹起笔，直接点明孔子的“至圣”地位，并化用《论语》名句，将孔子定位为中华文化道统的承载体与象征，奠定了全诗庄重崇敬的基调。随后“帝王之式，古今之师”从空间（为政）与时间（教化）两个维度，概括了孔子对统治者与后世学者的典范作用。 “志则春秋，道由忠恕”两句，则具体阐述了孔子的精神遗产：其政治理想与历史观体现于《春秋》笔法，其伦理核心则归于“忠恕”二字。这既是对孔子学说的高度提炼，也符合宋代儒学注重义理阐发的时代风气。紧接着“贤于尧舜，日月其誉”，引用孟子对孔子的评价，将其置于上古圣王之上，并以日月为喻，极言其德行之光辉与声誉之不朽，达到了颂扬的顶峰。 诗的后四句，笔锋转向现实，将孔子的精神价值与当下的政治需求相结合。“维时载雍，戢此武功”暗含了南宋初期在战乱后渴望和平、推崇文治的诉求，将尊孔与“偃武修文”的治国方略联系起来。最后“肃昭盛仪，海㝢聿崇”，描绘了庄严盛大的祭祀场面，并表达了希望孔子之道被天下共同尊崇的愿景，使颂赞落到了具体的礼仪实践与国家教化层面。 整首诗语言典重，对仗工整，层层递进，从历史评价到学说核心，再到现实意义，完整构建了官方视野中的孔子形象。它不仅是文学性的颂赞，更是具有明确政治与文化宣示功能的庙堂文学典范，反映了宋代帝王将儒学正统意识形态化的努力。

此诗创作于南宋绍兴年间。宋高宗赵构在经历“靖康之变”、南渡建立政权后，面临内忧外患，亟需在思想文化上确立正统，凝聚人心，巩固统治。尊崇儒学、褒扬孔子成为重要的文化政策。为此，宋高宗亲自撰写了《文宣王及其弟子赞》系列诗，对孔子及七十二贤进行赞颂，并命人刻石立于国子监及各地孔庙。 这一行为具有多重背景：其一，在宋金对峙的格局下，南宋政权需要强调自身作为中华文化正统继承者的身份，与被视为“夷狄”的金朝相区别，尊孔即是彰显文化正统的标志。其二，宋代本身是儒学复兴的时代，理学逐渐兴起并得到官方认可，对孔子及其道统的推崇达到新的高度。宋高宗此举，既是对这一思想潮流的顺应，也是试图通过国家力量引导和规范儒学的发展方向。其三，从个人经历看，赵构在颠沛流离中登基，其皇位合法性一度受到质疑。通过主持祭孔、御制赞文这类象征“文治”的盛大典礼，可以塑造自己“中兴之主”、“崇文重道”的明君形象，提升个人权威与王朝的正当性。 因此，《文宣王及其弟子赞》并非单纯的文学创作，而是南宋初期一项重要的政治文化工程的组成部分，旨在从意识形态层面重建秩序，维系王朝命脉。此诗作为开篇之作，集中体现了这一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