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居飞英坊》宋·程俱

卜居：选择居所。语出《楚辞·卜居》，原指通过占卜选择居处，后泛指择地定居。

飞英坊：地名，位于湖州（古称吴兴、苕溪一带）。

束书：捆扎书籍，指整理行装，准备离开。

都门：京都的城门，代指京城（北宋都城汴京，今开封）。

整棹：整理船桨，指准备乘船启程。

苕川：即苕溪，流经湖州，此处代指作者的故乡湖州。

羁游：寄居他乡，漂泊游历。

寓农安一廛：寄身于农耕，安于一处居所。廛，古代一夫所居之地，泛指民居。

卓锥地：立锥之地，形容极其狭小或贫瘠的土地。

三挈囊衣迁：多次提着简单的行李搬家。挈，提；囊衣，布袋和衣服，指简单的行李。

漪涟：细小的波纹，指水边。

容膝：仅能容下双膝，形容居室极其狭小。语出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审容膝之易安’。

环堵：四周土墙，形容居室简陋。

履道：指白居易在洛阳的履道里宅园，以水竹之胜闻名。

平泉：指唐代宰相李德裕在洛阳的平泉庄，以奇花异石著称。

扫轨：扫除车辙，指断绝与外界的交往，隐居不出。

面壁参枯禅：面对墙壁，参悟枯寂的禅理。形容静心修行。

飞英驰日边：坊名‘飞英’有飞黄腾达、声名远播至皇帝身边（日边）之意，与诗人现状形成对比。

老圃：有经验的老菜农。语出《论语·子路》‘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圃’。

樊须：即樊迟，孔子的学生，曾向孔子请教种庄稼。孔子认为这是‘小人’之事。此处诗人反用其意，表示自己心甘情愿向老农学习。

无间然：没有隔阂，完全认同。语出《论语·泰伯》‘禹，吾无间然矣’。

毕婚嫁：完成子女的婚嫁之事。古代常以此作为人生责任已了、可以隐居的标志。

我捆好书卷离开京城大门，整理好船桨要返回苕溪故川。在外漂泊寄居已有二十个春秋，如今只想寄身农耕，安于这一方小屋之间。家中贫寒到没有立锥之地，曾多次提着简单的行囊辗转搬迁。如今移居到这古城的角落，打开门就枕着粼粼的水波安眠。居室虽小仅能容膝却容易感到安适，四周土墙围起便自觉地处偏远。这里的水景竹林让我愧对白居易的履道里，风光物产也迥异于李德裕的平泉庄园。我扫除车辙谢绝了世间的奔走竞争，面壁静坐参悟着枯寂的禅理心田。抬头仰望，真愧对这‘飞英坊’的美名——它意味着英杰飞驰直达日边。我正要以老菜农为师，像樊迟学稼那样心无隔阂，坦然欣然。何时才能了却子女婚嫁的俗世责任？算来就在明年，我将步入四十岁的门槛。

《卜居飞英坊》是宋代诗人程俱的一首自述心志的五言古诗，深刻展现了其中年归隐时复杂而真实的心境。全诗以平实恳切的语言，勾勒出一位饱经宦游、最终选择安贫乐道的士人形象。 诗歌开篇即以‘束书’、‘整棹’两个动作，干净利落地宣告了与京都名利场的诀别和对故乡的回归。‘羁游二十春’一句，凝练地概括了漫长的漂泊生涯，为下文对安定生活的渴望埋下伏笔。随后，诗人以近乎白描的手法，历数自身‘家无卓锥地，三挈囊衣迁’的窘迫与动荡，直至‘移居古城隅’，才获得暂时的安宁。这种对物质困顿的坦然陈述，非但不显寒酸，反而衬托出其精神追求的执着与超脱。 诗中巧妙运用了对比与反衬的手法。一方面，以‘容膝’、‘环堵’的陋室与‘履道’、‘平泉’的名园作比，在自谦‘惭’与‘异’的同时，实则标榜了一种不同于权贵奢华、追求内在安适的隐逸价值观。另一方面，将坊名‘飞英’所蕴含的功名腾达之意，与自己‘扫轨’、‘面壁’的隐居现状并置，一个‘愧’字，道尽了理想（传统士人的功业追求）与现实（个人心性的最终选择）之间的张力，这种坦诚的愧疚感，使得其归隐的选择显得更为真实、深刻，而非矫情的标榜。 结尾处用典精当，翻出新意。诗人明确表示要‘师老圃’，并以孔子门生‘樊须’自比，且‘无间然’。这实际上是对《论语》中孔子轻视稼穑之言的创造性转化，表明自己完全认同并实践这种贴近土地、自食其力的生活哲学。最后‘何当毕婚嫁，四十在明年’的期盼，将归隐的终极自由与完成家庭伦理责任相联系，体现了宋代士人身上儒家伦理与道家超脱思想交融的典型心态。全诗情感真挚，结构清晰，在朴实无华的叙述中，完成了一次深刻的心灵自白与人生定位，是宋代中下层士人生活与心态的生动写照。

此诗创作于北宋末年。作者程俱，出身于官宦世家，但早年经历坎坷，父亲早逝，随母寄居外祖父家。他长期担任地方低级官职，如吴江主簿、临淮知县等，仕途并不得意，且目睹了朝廷党争与国势的渐衰。‘羁游二十春’正是他这段宦海浮沉、漂泊无定的真实写照。 大约在徽宗政和年间，程俱因仕途困顿及对时局的不满，产生了强烈的归隐之念，最终选择离开汴京，返回故乡湖州定居。‘卜居飞英坊’即是他此次人生重要转折的记录。诗题中的‘卜居’，不仅指选择具体的居所，更象征着对人生道路的重新抉择。飞英坊是湖州一处地名，其名称的美好寓意（英才飞腾）与诗人选择平淡隐居的现实形成了富有意味的对照。 这一时期，北宋王朝已显颓势，内部朝政腐败，外部边患日亟。许多有识之士感到无力回天，转而寻求内心的安宁与道德的持守。程俱的归隐，正是这一时代氛围下的个人选择。他后来虽曾被荐复出，担任过秘书省著作郎等职，但其诗文中始终贯穿着对隐逸生活的向往与对官场名利的疏离。这首诗作为其归隐宣言，清晰地反映了在社会动荡前夕，一个正直士大夫从积极用世转向追求内在精神安定与家庭伦理完满的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