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幼子二首 其二》宋·李之仪

苗而不秀：语出《论语·子罕》：“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比喻人未成年而夭折。

天年：自然的寿数。

亭近千秋：指坟墓。亭，墓亭；千秋，指坟墓长久存在。

瘗：音yì，埋葬。

祖阡：祖先的墓道。阡，墓道。

季札于嬴：季札，春秋时吴国公子，以贤德著称。嬴，地名。据《礼记·檀弓下》载，季札在嬴、博之间葬其子，孔子认为其合于礼。

达礼：通达礼制。

乐天学佛：乐天，唐代诗人白居易，字乐天，晚年笃信佛教。其子夭折后，曾作《哭崔儿》、《初丧崔儿报微之晦叔》等诗，诗中多含佛理以自遣。

情钟我辈：语出《世说新语·伤逝》：“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指我们这类人最是重情。

东门：指《诗经·郑风·出其东门》，诗中有“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句，表达专一之情。此处反用其意，或指东门吴子丧子不忧的典故（见《战国策·秦策》），但作者表示不信。

恩重讵堪耘爱草：恩情深重，怎能像除草一样轻易割舍对孩子的爱？耘，除草。爱草，比喻对子女的爱。

苦谛：佛教四谛（苦、集、灭、道）之一，指人生充满痛苦的本质。

南泉：唐代著名禅师南泉普愿。此处代指高僧，意欲向其请教佛法以求解脱痛苦。

幼苗未及开花结实便夭折，这是天定的寿数；在靠近祖先墓道的地方，为你建起长眠的坟茔。昔日季札在嬴地葬子，被孔子赞为通达礼制；白居易晚年学佛，丧子之痛也化作了诗篇。像我们这样重情之人，实在难以排遣这悲痛；古书上说有人丧子而不忧，我怎能相信那是真的？父子恩情如此深重，岂能像铲除杂草般轻易割舍？我只好打算去向南泉禅师，请教那关于人生苦谛的佛法真义。

《哭幼子二首 其二》是北宋文人李之仪悼念夭折幼子的泣血之作，全诗将丧子之痛置于儒家礼制、历史典故与佛教哲思的多重维度中进行审视与抒写，展现了诗人深沉的父爱与在巨大悲痛中寻求精神解脱的复杂心路历程。 首联“苗而不秀实天年，亭近千秋瘗祖阡”，以《论语》典故起笔，既点明幼子夭折的事实，又以“天年”一词暗含无可奈何的宿命感。为子择墓于祖茔之侧，是遵循礼制的安排，也寄托了让幼魂归于家族、永得安宁的深切愿望。 颔联“季札于嬴称达礼，乐天学佛尚成篇”，连续援引季札葬子与白居易悼儿两个历史典故。前者是儒家丧礼的典范，后者是文人以佛理诗文自遣的先例。诗人借此表明，自己的悲痛并非孤例，古之贤达亦曾经历，并在礼与文的框架内找到了应对之道。这既是对自我行为的合理化，也是一种在传统中寻找支撑的尝试。 然而，颈联笔锋一转：“情钟我辈诚难遣，古有东门岂信然。”诗人直接引用《世说新语》“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之语，坦承自己作为至情至性之人，根本无法像传说中的“东门吴”那样丧子不忧。典故的“达观”与现实的“难遣”形成尖锐对比，将情感的真实性与人性的脆弱推至前台，撕开了前文用礼法与先例构筑的理性外壳，喷涌出无法抑制的哀恸。 尾联“恩重讵堪耘爱草，拟将苦谛问南泉”是全诗情感与思辨的升华。诗人以“耘爱草”的比喻，形象地否定了强行割舍情感的可能性，父爱如山，岂能轻易铲除？在儒家礼制与历史参照都无法完全安顿心灵的绝境中，诗人最终将目光投向了佛教。“苦谛”是佛教对人生本质的概括，“问南泉”则是寻求终极解答的姿态。这并非简单的逃避，而是一位深受儒释思想影响的文人在遭遇生命最沉重打击时，向更高哲学层面的艰难求索，体现了宋代士大夫融通三教的思想特色与在苦难中寻求超越的精神追求。 整首诗用典精当，情感层层递进，从依礼安葬，到借古自况，再到坦承悲不可抑，最后寻求佛理慰藉，完整勾勒了一次深刻的精神创伤及其疗愈的尝试过程，具有动人心魄的情感力量与深厚的文化内涵。

此诗创作于北宋时期，具体年份已不可详考，是诗人李之仪在幼子夭折后所作。李之仪，字端叔，自号姑溪居士、姑溪老农，是北宋中后期重要的词人与文学家，与苏轼、黄庭坚等交往密切。他一生仕途坎坷，屡遭贬谪，晚年生活颇为困顿。 丧子之痛是中国古代文人诗歌中一个沉重而常见的主题，尤其在医疗条件有限、儿童夭折率较高的古代，这几乎是许多家庭都可能遭遇的悲剧。对于李之仪而言，幼子的夭折无疑是其人生中一次沉重的打击。宋代士大夫普遍接受儒家教育，重视宗族传承与孝道伦理，子嗣的夭折不仅意味着情感上的巨大失落，也关乎家族香火的延续，其痛苦是双重的。 同时，北宋时期，儒释道三教融合的思想氛围浓厚。士大夫阶层在秉持儒家济世理想的同时，也多涉猎佛道，以之作为个人安顿身心、应对人生无常的思想资源。李之仪本人也与僧侣有交往，其思想中带有佛学色彩。因此，当遭遇丧子这类超越个人承受能力的苦难时，他自然而然地会从儒家礼制（如季札典故）、文人传统（如白居易诗篇）以及佛教哲理（如苦谛、问禅）等多个层面去理解、表达并试图超脱这份痛苦。这首诗正是这种时代思想背景与个人惨痛经历相结合的产物，记录了一位父亲在伦理、情感与哲学之间的挣扎与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