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彦术于姑熟倅厅作寄傲轩请予为诗寄之》宋·周紫芝

赵彦术：人名，时任姑熟（今安徽当涂）通判（倅，副职）。

姑熟倅厅：姑熟，地名，今安徽当涂。倅厅，副职官员的官署。

寄傲轩：赵彦术在官署中修建的书斋名，取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倚南窗以寄傲”之意。

王孙：原指贵族子弟，此处借指赵彦术，赞其有古君子之风。

五鼎不换一束书：五鼎，古代大夫祭祀用五鼎，代指高官厚禄。一束书，一捆书。意为不慕荣华，酷爱读书。

江城别驾辕下驹：江城，指姑熟。别驾，汉代官名，宋时通判的别称。辕下驹，车辕下的小马，比喻受拘束、不得志。

清臞：清瘦。指微薄的俸禄不足以改变其清瘦的文人风骨。

晓衙吏退谁与俱：清晨衙门公务完毕，吏员散去后，他与谁为伴呢？

傍砌燕雀来将雏：砌，台阶。将雏，带领幼鸟。描写官署环境的清幽与生机。

生白虚：生出白色的虚空，形容室内清静，尘埃落定，心境空明。语出《庄子·人间世》：“虚室生白，吉祥止止。”

曲肱净籧篨：曲肱，弯着胳膊当枕头。籧篨（qú chú），粗竹席。形容生活简朴，安贫乐道。

羲皇初：指上古伏羲氏时代，古人理想中淳朴自然的生活状态。陶渊明曾言“自谓是羲皇上人”。

渊明虽远几类拘：陶渊明虽已远去，但赵彦术的志趣几乎与他相似，甚至觉得陶渊明辞官归隐还有些拘谨（指其仍需归隐才能得自由）。

轻去彭泽思吾庐：彭泽，陶渊明曾任彭泽令。吾庐，我的房子（指寄傲轩）。意为赵彦术比陶渊明更超脱，在官署中就能营造“吾庐”之乐。

风中桴：桴，小木筏。人生如同风中的小木筏，漂泊不定。

蜕视千金躯：蜕，蝉、蛇等脱下的皮。将宝贵的身体视如蝉蜕，意为超脱生死，看淡荣辱。

补苴：修补，此处指修建寄傲轩。

政成讼简：政事有成，诉讼稀少，形容治理有方，公务清闲。

斗酒近局：斗酒，少量的酒。近局，近邻、友人。与友人小酌取乐。

鹊弃居：像喜鹊一样，三年官满后便弃巢而去，不留恋官位。

后来好事犹今吾：后来喜爱此轩的人，也会像现在的我一样欣赏它。

至哉此乐陶不如：这种快乐达到了极致，连陶渊明的乐趣也比不上。

赵君你像古代豪放又迂阔的君子，高官厚禄也换不来你对诗书的痴迷。身为江城副官如辕下之驹受拘束，微薄俸禄难改你清瘦的风骨。清晨衙门事毕，吏员散去，你与谁为伴？只有台阶旁燕雀带着雏鸟来相依。室内尘埃落定，生出虚白之境，翠竹映照座席，鲜花连株开放。在南窗下曲臂枕着粗席安眠，打开轩窗，心神便勇往直追上古羲皇的时代。陶渊明虽高洁，但似乎还有些拘泥，轻易离开彭泽只为思念他的草庐。人生漂泊如同风中木筏，何况你已看淡这千金之躯如蝉蜕。你在官署中修建此轩略作修补，政事有成，诉讼稀少，每日多有闲暇。与友人小酌对饮，姑且相娱，三年任满，你将如喜鹊弃巢般洒脱离去。后来若有雅士欣赏此轩，其心境定与今日的我相通，这种至极的快乐，恐怕连陶渊明也比不上。

这首为友人书斋“寄傲轩”所作的题诗，是宋代诗人周紫芝的一篇酬赠佳作。全诗以酣畅的笔调，塑造了一位超然于官场俗务、寄情书斋、追慕古风的文人形象，并深刻阐发了“心远地自偏”的处世哲学。 艺术上，诗歌开篇即以“王孙”、“五鼎”等典故，对比映衬出赵彦术轻富贵、重诗书的高洁品格。中间部分对“寄傲轩”环境的描绘细腻生动，“燕雀将雏”、“竹色照座”等句，以动衬静，以景写人，勾勒出一个充满自然生机与文人雅趣的独立空间，这正是主人精神世界的物化体现。诗人巧妙地将赵彦术与陶渊明进行类比与超越：一方面肯定其“类陶”的隐逸志趣，另一方面又提出“陶不如”的大胆论断。这并非贬低陶渊明，而是为了凸显赵彦术更高的精神境界——他不必像陶渊明那样决绝地辞官归隐，而是在“政成讼简”的公务之余，于官署之中便开辟出一方心灵的净土，实现了“吏隐”的完美结合，即所谓“轩窗勇往羲皇初”。这种“心隐”较之“身隐”，在宋代士大夫中更具普遍性和理想色彩。 诗歌最后以“风中桴”、“蜕视千金躯”的比喻，表达了对人生虚无与超脱的哲理思考，并以“鹊弃居”的洒脱意象收尾，呼应开篇的“豪而迂”，完整塑造了主人公淡泊名利、来去自如的名士风流形象。全诗语言流畅，用典贴切，情感真挚，在赞美友人的同时，也寄托了作者自身的人生理想，体现了宋代文人融通仕隐、追求内在精神自由的文化心态，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思想深度。

此诗创作于宋代，具体年份不详。作者周紫芝是两宋之交的诗人，诗风清新自然，晚年隐居。诗题中的赵彦术，时任姑熟（今安徽当涂）通判（“倅”即副职）。他在自己的官署中修建了一间书斋，命名为“寄傲轩”，显然化用了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倚南窗以寄傲”的意境，意在表明虽身处官场，但心志高远，寄托傲世之情。他请友人周紫芝为此轩作诗，周紫芝便写下这首长篇七古以寄赠。 创作背景与宋代特殊的士大夫文化密切相关。宋代官僚大多同时也是学者和文人，他们普遍追求一种“仕宦而如隐”的生活状态，即在履行公务的同时，保持个人精神的独立与超脱。修建园林亭轩，在其中读书、雅集、静思，是实现这种“吏隐”生活的常见方式。赵彦术建“寄傲轩”正是这一风尚的体现。同时，陶渊明在宋代被推尊到极高的地位，其人格与诗文成为士大夫精神的重要源泉。此诗处处以陶渊明为参照，正反映了这一时代思潮。周紫芝通过这首诗，不仅赞美了友人的书斋和志趣，也生动诠释了宋代文人如何在仕与隐的张力中，寻找并安顿自我心灵的典型心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