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韵李丞相送行二首 其二》宋·陈与义

次韵：依照别人诗作的原韵及用韵的次序来和诗。

李丞相：指李纲，南宋初年抗金名臣，曾任宰相。

山畔孤亭：山边的孤零零的亭子，营造出孤寂、清幽的意境。

华发已欺人：白发已经多到仿佛在欺瞒人（意指自己已衰老）。

脱身异县干戈地：从战乱频仍的他乡脱身归来。干戈，指战争。

吾庐笋蕨春：我的茅屋旁有春笋和蕨菜，意指归隐田园的简朴生活。

青衫：唐代八品、九品文官的服色，后泛指官职卑微。

成底事：成就了什么事呢？意指仕途无成。

惯遭白眼：习惯了被人轻视、冷遇。白眼，用阮籍“青白眼”的典故，表示轻蔑。

此君：此处指竹子，也暗喻李纲或具有竹子般品格的高士。

高人节：高尚之人的节操。节，既指竹节，也指人的气节。

山翁：诗人自称，意指隐居山野的老者。

山边孤亭紧邻着一湾水滨，归来时满头白发已显老态欺人。从战火纷飞的他乡脱身而出，最惬意的便是我这茅屋旁春日的笋蕨清新。早年身着卑微青衫又成就了何事？早已习惯遭人冷眼，又能与谁亲近？唯有这翠竹真有高士的节操，肯与我这个山野老翁结为近邻。

这首诗是陈与义和答李纲送行诗之作，通过描绘归隐后的生活场景与心境，抒发了对仕途坎坷的感慨和对高洁品格的向往，展现了南宋初年士大夫在乱世中的复杂心态。 首联“山畔孤亭一水滨，归来华发已欺人”，以孤亭、水滨的意象开篇，营造出清寂、疏离的意境，而“华发已欺人”则直抒胸臆，道出岁月蹉跎、壮志未酬的衰老之感，奠定了全诗苍凉沉郁的基调。颔联“脱身异县干戈地，得意吾庐笋蕨春”，形成鲜明对比：前句回顾干戈离乱的险恶经历，后句则转向笋蕨春光的田园之乐，一“脱”一“得”，既表达了逃离战乱的庆幸，也流露出安于隐逸的淡泊，体现了诗人乱世求安的心理。 颈联“早着青衫成底事，惯遭白眼欲谁亲”，是全诗情感抒发的核心。诗人以自嘲与反诘的语气，回顾自己早年仕途的卑微（青衫）与无成（成底事），并直言在官场中屡遭冷遇（白眼）的孤寂处境。这两句不仅是对个人遭遇的慨叹，也折射出南宋初期政治环境的复杂与士人处境的艰难，情感沉痛而真切。尾联“此君真有高人节，肯与山翁作近邻”，笔锋一转，以咏物寄怀的手法作结。“此君”既指眼前翠竹，也暗喻如李纲般具有高风亮节的君子。诗人将竹子的“高人节”与自己的“山翁”身份并置，一方面表达了对李纲等正直之士的敬仰与慰藉，另一方面也以竹为邻，表明自己虽处江湖之远，但心志高洁，不改其节。 全诗语言质朴凝练，情感真挚深沉，结构上由景入情，再由个人感慨升华至品格自况，体现了陈与义后期诗歌沉郁顿挫、含蓄蕴藉的艺术风格。诗中“青衫”、“白眼”、“笋蕨”、“此君”等意象的运用，既贴切自然，又富含文化典故，增强了诗歌的历史厚重感与情感张力。

此诗创作于南宋初年，具体时间约在宋高宗绍兴年间（1131-1162）。作者陈与义经历了靖康之变的国难，南渡后一度出任官职，但目睹朝廷内部主和派与主战派的激烈斗争，以及抗金事业的艰难，其政治热情逐渐消退，产生了归隐之念。 李纲是南宋初年著名的抗金领袖，力主恢复，但屡遭排挤，其政治生涯起落不定。陈与义与李纲交好，钦佩其人格与气节。这首诗是陈与义次韵（即按照原诗韵脚和诗）李纲送行诗所作，共二首，此为其二。当时陈与义可能已处于或向往归隐状态，而李纲或许正经历又一次政治变动或外放。 诗歌的创作背景紧密联系着宋室南渡后的时代氛围。一方面，金兵南侵的威胁未除，干戈未息；另一方面，朝廷内部主和派占据上风，主战派如李纲等人备受打压。许多有识之士既怀报国之志，又感仕途险恶、壮志难酬，于是归隐田园、寄情山水成为他们精神上的出路。陈与义的这首诗，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抒写了一位从乱世中“脱身”的士大夫，对过往宦海沉浮的反思，以及对宁静隐逸生活的满足与对高洁品格的坚守。它不仅是个人情感的流露，也是那个特定时代士人群体心态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