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官仲儒》宋·李吕

人伪日败常：人的虚伪狡诈日益败坏着固有的纲常伦理。

设科：设立科举取士的科目。

糊名：科举考试中为防止舞弊，将试卷上考生的姓名、籍贯等信息密封起来，又称“弥封”。始于唐代武则天时期。

倡道赖欧阳：指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他大力倡导古文运动，改革文风与科举取士标准，主张文章应明道致用。

登用：进用，提拔任用。

倒指：屈指计算。

更张：更改，变革。

迩来：近来。

唾手镵雁塔：形容轻易考中进士。镵，刺，刻。唐代新科进士有在长安慈恩寺大雁塔下题名的习俗。

转身簉鸳行：很快就能位列朝班。簉，排列，充数。鸳行，指朝官的行列。

稽古力：考察、学习古圣先贤学问的功力。

时学：迎合时下风尚的学问，此处指科举应试所需的浮华文风。

场屋：科举考试的场所，代指科举。

浪逐槐花忙：白白地为了科举而奔忙。唐代有“槐花黄，举子忙”的谚语，指举子忙于准备科举考试。

卞和璧：用卞和献玉的典故。卞和多次献玉璞给楚王，反被误认为欺诈而遭刑足，比喻有真才实学却不被赏识，反遭磨难。

括囊：扎紧口袋，比喻闭口不言，谨慎处世。语出《易经》：“括囊，无咎无誉。”

酿渚溪之泉：取溪水酿酒。渚，水中小块陆地。

糇粮：干粮，泛指食物。

耦语：两人对谈。

曝背傲羲黄：晒着太阳，傲视上古的圣君伏羲和黄帝。形容隐居生活的闲适与精神上的超脱。

义命：道义与天命。

皇皇：同“惶惶”，匆忙不安的样子。

清逸庾谢迫：诗风清雅飘逸，直追庾信、谢灵运。庾信，南北朝文学家；谢灵运，南朝山水诗人。

风骚屈宋旁：文采风流，可与屈原、宋玉比肩。风骚，指《诗经》的《国风》和屈原的《离骚》，代指文学传统。屈宋，屈原与宋玉。

琼琚：美玉，比喻华美的诗文，用作酬答的谦辞。

寒螀：寒蝉，其鸣声幽咽，常用来比喻悲凉的诗文或心境。

社会风气距离上古的淳朴已很遥远，人的虚伪狡诈日益败坏着纲常。因此可知选拔人才的制度，必须顺应时代来确立法度。设立科举科目始于汉代，密封姓名的制度则起于唐朝。前辈们追求务实的学问，倡导正道有赖于欧阳修这样的大家。那时所获人才鼎盛，被任用的大多是才俊贤良。屈指算来几百年间，对科举的讲求讨论屡次变更。近来选取进士，只看重轻快浮华的文章。轻易就能题名雁塔，转身便跻身朝堂。不再考量研习古道的功力，只看重迎合时好的学问。我自知本性迂阔笨拙，下笔作文便愁苦得搜肠刮肚。虽说也从事科举之事，不过是白白追随槐花黄时的举子们奔忙。最终就像卞和的玉璧，多次进献反使自己足部受伤。既然违背了时下的喜好风尚，岂敢不知要谨言慎行、闭口藏智。取溪中之水酿造，足以供我酒浆。拾取东园的果实，足以充作我的食粮。与古圣先贤对话谈心，晒着太阳傲视羲皇。只要无愧于道义与天命，又何必惶惶不安地奔忙？老朋友你不嫌弃我，赠我的美妙诗句深挚而激昂。诗风清逸直追庾信谢灵运，文采风流可比屈原宋玉之旁。我回报的言辞缺乏美玉般的华彩，只有像寒蝉般微弱的吟唱。

《答官仲儒》是南宋诗人李吕的一首五言古诗，以赠答形式系统阐述了他对科举制度流弊的深刻批判，并申明了自己甘于淡泊、恪守道义的人生选择。全诗结构清晰，逻辑严密，情感真挚，展现了宋代士人面对仕进压力与人格坚守时的复杂心境。 诗歌开篇即从宏观历史视角切入，指出“风俗去古远，人伪日败常”的社会现实，为批判当下的科举取士制度奠定了基调。接着，诗人以简练笔法回顾科举制度的演变，从汉代的“设科”到唐代的“糊名”，并盛赞北宋欧阳修倡导“务实学”带来的“登用多俊良”的盛况，以此形成与现状的鲜明对比。这种今昔对比的手法，有力地凸显了当下科举“轻快好文章”的浮华取向，以及由此导致的士人“莫论稽古力，所贵时学长”的功利心态。诗人用“唾手”、“转身”等词，辛辣讽刺了中第的轻易与仕进的迅速，暗示了人才选拔标准的肤浅。 后半部分转入个人抒怀。诗人以“迂拙”自况，用“卞和璧”的典故，沉痛地比喻自己怀才不遇、反受其累的境遇，情感由批判转向悲慨。然而，诗人并未沉溺于哀怨，而是笔锋一转，毅然选择了“括囊”退守。他描绘了一幅恬淡自足的隐逸图景：“酿渚溪之泉”、“拾东园之果”、“耦语古圣贤，曝背傲羲黄”。这不仅是物质上的自给自足，更是精神上的超然独立。其核心支撑在于“义命要不愧”的道德信念，由此获得了内心的安宁，无需“皇皇”奔走。最后，诗人以谦逊之语酬答友人，将友人之诗比作庾、谢、屈、宋之作，而自比“寒螀”，在谦抑中更见其耿介不阿的品格。 整首诗将议论、叙事、抒情融为一体，语言质朴而力道沉雄，典故运用贴切自然，充分体现了宋代诗歌重理趣的特点。它不仅是对科举弊端的批判，更是一篇坚守士人精神家园的宣言，具有深刻的时代认识价值与人格感召力。

此诗创作于南宋时期。南宋虽偏安一隅，但科举制度仍是士人最主要的进身之阶。然而，随着程朱理学的兴起与科举考试的程式化，科场文风逐渐趋向空谈性理或追求辞藻形式，与经世致用的“实学”传统产生偏离。许多有识之士对此深感忧虑。 诗人李吕（1122-1198），字滨老，一字东老，邵武军光泽（今属福建）人。他四十岁即弃科举，专心治学，尤精于《易经》。其一生未仕，以教授乡里为业，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兼诗人。这样的个人经历，使他能超脱于功名利禄之外，以冷静而深刻的眼光审视科举制度。本诗题为“答官仲儒”，当是回复一位姓官（或官职为“官”）名仲儒的朋友。友人可能赠诗予他，或是对其境遇有所关切，李吕遂以此诗作答，系统阐述自己对科举、时局以及个人安身立命之道的看法。 诗歌中提到的“前辈务实学，倡道赖欧阳”，直接指向了北宋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古文运动对科举文风的改革。欧阳修主持贡举时，大力打击“太学体”等险怪奇涩的文风，提拔苏轼、曾巩等务实有才之士，对北宋文坛及人才选拔产生了深远影响。李吕在此追慕前贤，正是为了批判南宋科场文风再陷浮靡的现状。诗中“卞和璧”的典故，也深刻折射出像李吕这样有真才实学却不屑或不擅于迎合时文标准的士人，在科举体制下的普遍困境与悲凉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