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诸公古风有感而和》宋·李吕

诸公古风：指诸位朋友所写的古体诗。古风，即古体诗，与近体诗（格律诗）相对，形式较为自由。

和：和诗，依照他人诗作的题材、体裁或韵脚进行创作。

严子陵：严光，字子陵，东汉著名隐士。与光武帝刘秀为同学，刘秀称帝后多次征召，他隐姓埋名，垂钓于富春江，拒绝出仕。

躬耕寄事外：亲自耕种，将身心寄托于世俗事务之外。

有道举：指朝廷以“有道”科目征召人才。汉代有“有道”科，是选拔人才的途径之一。

郭泰：郭林宗，东汉末年名士、太学生领袖，以品评人物、奖掖后进而闻名，是当时清议的代表人物。

耻因粟五斗：以为了五斗米俸禄而折腰为耻。此句化用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典故。

陶令腰束带：指陶渊明任彭泽县令时，因不愿束带（穿戴整齐官服）拜见督邮而辞官。陶令，即陶渊明。

三贤：指诗中提到的严子陵、郭泰、陶渊明三位贤人。

客尘：佛教用语，比喻烦恼、俗念。此处指世俗的功名利禄之心蒙蔽了本心。

洗耳颍阳水：用许由洗耳的典故。传说尧欲将天下让给许由，许由认为这话玷污了他的耳朵，便到颍水边洗耳。颍阳，颍水之北。

清籁：清脆的自然声响，如风声、水声、鸟鸣。此处喻指高洁的志趣和清净的心境。

简篇：书简、典籍。此处指古代圣贤的著作和事迹记载。

我仰慕那严子陵的风骨，亲自耕种，将身心寄托于尘世之外。他不接受朝廷以‘有道’之名的征召，又怎能追随郭泰那样的名士领袖呢？他以为了五斗米俸禄而折腰为耻，正如陶渊明不愿束带见上官而辞官归隐。这三位贤人都甘于寂寞与清贫，而世间众人却都在惋惜错失的功名机会。人的本心原是通透明澈的，怎忍心让世俗的尘埃将其蒙盖？我要效仿许由，用颍阳的清水洗净双耳，只为聆听那天地间清越的声响。眼前这纷扰的俗世已难与之言说，幸好还有古代的典籍书简可以依赖、追寻。

这是一首典型的咏史抒怀诗，诗人通过追慕三位历史上有名的隐逸高士——严子陵、郭泰、陶渊明，明确表达了自己不慕荣利、向往隐逸、坚守本心的高洁志趣，并对汲汲于功名的世俗风气进行了委婉的批判。 在艺术手法上，本诗首先运用了用典与对比。连续引用严子陵拒召、陶渊明辞官、许由洗耳等著名隐逸典故，不仅使诗歌内涵厚重，也清晰地树立了诗人所推崇的人格标杆。同时，“三贤甘寂寞”与“举世惜机会”形成鲜明对比，一褒一贬，凸显了诗人与世俗价值取向的决裂，强化了主题。 其次，诗歌体现了宋诗重理趣的特点。诗中“是心本通明，忍把客尘盖”一句，带有明显的哲学思辨色彩。它将人的本心比作一面明镜，认为其本质是清净通明的，只是被外界的“客尘”（功名利禄）所污染。这种观念融合了儒家“修身”、道家“返璞归真”以及佛家“明心见性”的思想，使诗歌在抒情之外，增添了理性的深度。 最后，诗歌结构严谨，情感脉络清晰。由“慕”起笔，列举三贤事迹以明志，继而剖析本心与客尘的哲理关系，再以“洗耳”的激烈动作表达决绝态度，最终在“纷纷难与言”的无奈中，找到“简篇犹可赖”的精神归宿——与古人为友，在典籍中寻求慰藉与认同。全诗语言质朴而劲健，情感真挚而坚定，展现了宋代士人在仕隐矛盾中，对独立人格和精神自由的执着追求。

此诗作者李吕（1122-1198），字滨老，一字东老，邵武军光泽（今属福建）人。他生活在南宋中期，四十岁时弃科举，专心治学，与朱熹交往甚密。这首诗的创作背景与他的个人经历和时代思潮密切相关。 从个人层面看，李吕年四十而“弃科举”，这一人生重大转折，本身就体现了他对功名仕途的疏离与反思。诗中追慕严光、陶潜等隐士，正是其内心选择的写照和宣言。他选择了一条不同于主流科举士人的道路，致力于学问与心性修养，此诗可视为其人生宣言。 从时代背景看，南宋偏安一隅，朝廷党争不断，外部强敌环伺，许多有识之士对政治感到失望或无力。同时，理学（道学）在此时蓬勃发展，朱熹集其大成。理学强调内在的道德修养、心性的澄明（“存天理，灭人欲”），与诗中“是心本通明”的理念相通。李吕作为朱子的友人，其思想必然受此影响。诗中批判“举世惜机会”的功利之风，而推崇甘守寂寞、修养本心的贤者，正是理学价值观在诗歌中的体现。 此外，诗题“见诸公古风有感而和”，表明这是一首唱和之作。可能是在与友人交流诗作时，读到朋友们写的古体诗（内容可能也涉及仕隐主题），心有所感，从而写下此诗以表明心迹，并与友人共勉。这反映了宋代文人之间以诗文言志、交流思想的普遍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