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兆安汾叟赴辟临洮幕府…》宋·张舜民

赴辟：接受征召，前往任职。辟，征召。

临洮幕府：指设在临洮（今甘肃岷县）的军事或行政机构。

阳关图：以王维《送元二使安西》（又名《渭城曲》）诗意为主题的送别画作。

浮休居士：张舜民的号。

澄心古纸：指著名的澄心堂纸，南唐时名纸，质地优良。

短亭离筵：古代于道路旁设亭供人休息，十里一长亭，五里一短亭。离筵，送别的酒席。

垂纶：垂钓。纶，钓鱼用的丝线。

负薪：背着柴火。

掣臂：牵拉着臂膀，形容鹰停歇在猎人手臂上的姿态。

駏驴：驴子。駏，同“驴”。

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化用王维《送元二使安西》中“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句。浥，湿润。

西征无故人：化用王维“西出阳关无故人”句。

结束韬縢：收拾行装，捆扎包裹。结束，整理行装。韬縢，指包裹、行囊。

红莲幕府：对幕府的美称。典出《南史·庾杲之传》，称王俭的幕府为“莲花池”。

烜赫朱门：显赫的红色大门，指权贵之家。

造父、王良：古代两位著名的善于驾车的人，比喻能引荐人才的贤者。

箕岭：箕山，传说中许由隐居之地，在今河南登封。

颍河隈：颍水的河湾处。颍水流域也是许由、巢父等隐士活动的地方。

王摩诘：唐代诗人、画家王维，字摩诘。

陶潜归去来：指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表达归隐田园的意愿。

古人送别时以言语相赠，李君送人却兼用画作。他亲自描绘出阳关万里的别情，以此奉送给即将奔赴安西幕府的友人。澄心堂古纸洁白如银，笔墨轻灵意境潇洒超脱。短亭中设下离别的筵席，歌舞纷呈，车马喧闹簇拥。溪边有一位老翁静静垂钓，桥头忽然遇见两个背柴的樵夫。苍鹰停在猎人臂上，猎犬相随，耸着耳朵的驴子拉着独轮车。长安道上多有豪侠之士，此时正是春风和煦的二三月天。分明是朝雨润湿了轻尘，客舍旁的柳树一片青翠新绿。主人举杯苦苦劝客再饮，说道西去远征再无故人。歌者殷勤唱完一曲，转过身去泪水已沾湿了罗巾。酒宴将尽，童仆各自与亲人辞别，收拾好行囊，意气重新振作。小孩子牵着衣角哭泣，老人也在痛哭，路上的行人都感到心酸。只有那溪边钓鱼的老翁，寂寞地投下钓竿，仿佛什么都没听见。李君这幅画得来不易，画出渔夫樵夫别有深意。为的是说明世间离别的人们，哪一个不是因为追逐名利而奔波？那红莲幕府中尽是奇才，家园靠近终南山紫翠堆叠的峰峦。显赫的朱门正对着街巷，潺潺的流水环绕着亭台。窗前怪石常人罕见，夹道的长松是亲手栽种。园林幽静，只有黄莺相对啼语，燕子灵巧地穿过堂户，惊飞而回。试问画中的主翁去了哪里？原来是最近去了安西幕府任职。待到歌舞教成已是头发斑白，功名未立而衰老已相催逼。西山与东国的美景不再属于我，像造父、王良那样的引荐者又在哪里？已经打算在箕山之下购置田地，更期待着在颍水河湾筑室隐居。拜托您传话给王摩诘，请他画一幅陶渊明《归去来兮》那样的归隐图吧。

这首题画诗是宋代诗人张舜民（号浮休居士）为友人李公麟（南舒李君）所绘《阳关图》及其题诗所作的继和之作。全诗结构宏大，内涵丰富，不仅生动再现了画中送别的复杂场景，更借画抒怀，深化了对仕隐矛盾与人生抉择的思考。诗作开篇点明李君以画赠别的独特方式，随即以细腻的笔触铺陈画境：从短亭离筵的喧闹歌舞、溪桥渔樵的静谧生活，到长安春景的明媚、劝酒歌者的悲情，直至童仆辞亲、路人酸辛的离别群像，最后聚焦于超然物外的钓鱼叟，形成强烈的动静、悲喜对比。这种对比并非简单的场景罗列，而是蕴含着深刻的象征意义：喧闹的送别队伍象征着世人被名利驱遣的奔波劳碌，而静默的渔樵则代表了远离尘嚣、自得其乐的隐逸理想。诗人由此生发议论，直指“世间离别人”皆因“名与利”而别，将画面主题提升到对普遍人生困境的哲学观照。后半部分笔锋一转，描绘友人（安汾叟）即将赴任的幕府环境之幽美与家世之显赫，看似是羡慕与祝福，实则暗含反讽与劝诫。“歌舞教成头已白，功名未立老相催”一联，深刻揭示了宦海沉浮、岁月蹉跎的无奈与悲哀。结尾处诗人以“已卜买田”、“更看筑室”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归隐之志，并巧妙借用王维（善画）与陶潜（归隐）的典故，恳请画者再绘一幅“归去来”图，与开篇的“阳关图”形成呼应，完整地构建了从“出仕”（西征）到“归隐”（东归）的人生循环主题。全诗熔叙事、描写、议论、抒情于一炉，语言流畅而富有张力，体现了宋代文人诗尚理趣、重思辨的特点，是一首思想性与艺术性俱佳的题画诗。

此诗创作于北宋中后期。作者张舜民，字芸叟，自号浮休居士，是一位性格耿直、仕途坎坷的诗人。他曾因直言进谏和卷入新旧党争而屡遭贬谪，对官场的险恶与人生的漂泊有深切体会。诗中提到的“南舒李君”很可能指著名画家李公麟（字伯时，号龙眠居士，舒州人），其《阳关图》是当时名作，以王维诗意入画，描绘送别场景。友人安汾叟应召赴西北边地（临洮）幕府任职，这在宋代文人中既是建功立业的机会，也意味着远离中原、前途未卜的艰辛。张舜民在元祐党争的背景下写作此诗，其时旧党人物多遭排挤，他自己的政治理想也屡受挫折。因此，诗中虽为送行，却充满了对功名事业的复杂情绪——既有对友人前程的祝愿，更多的是对宦海风波、人生易老的深刻反省，并最终流露出强烈的归隐意向。这种情绪与北宋中后期士大夫在进取与退隐之间普遍存在的矛盾心态密切相关。诗题中“浮休居士为继其后”，表明这是对李公麟原诗的和作，属于宋代文人之间常见的诗歌唱和与书画题咏活动，展现了当时诗、书、画紧密结合的文艺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