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二日游宝历寺马上作》宋·张咏

二月二日：农历二月初二，俗称“龙抬头”，是春耕开始、踏青游春的传统节日。

宝历寺：诗中提到的寺庙，具体位置不详，应为当时成都或蜀地的一处名胜。

飘飖：同“飘摇”，形容美女轻盈飘逸的姿态。

乘烟霞：仿佛乘着云霞，形容姿态超凡脱俗，如仙子一般。

浮游辈：指那些只知游乐、无所事事的人。浮游，漫游，虚度光阴。

蜀地：指四川地区。张咏曾两度知益州（今成都）。

治凋瘵：治理民生凋敝、百姓困苦的局面。凋瘵，衰败病苦。

非理：不合情理，指看到百姓受苦或社会不公之事。

歌管：歌声和管乐声，指游乐时的音乐。

媚春阳：在明媚的春光中显得格外动人。

兰麝：兰花和麝香，泛指芬芳的气息。

绕郭：萦绕在城郭周围。郭，外城。

昔贤：古代的贤人。

孜孜：勤勉不懈的样子。

戒骄荡：告诫不要骄纵放荡。

猖狂：这里指放纵任性、不拘礼法的行为。

风流：风雅洒脱，有文化品位的行为。

家肥：家庭富足，生活安康。

存礼让：保有礼仪和谦让的美德。

春日踏青的游人成千上万，美女的容颜娇艳如花。她们三三两两掩映在花丛中站立，衣袂飘飘，仿佛都乘着云霞。我的身份岂能与那些只知游乐的浮浪之辈相比？我再次来到蜀地，是为了治理这里的民生凋敝。看到不合情理之事便心生伤感叹息，看到百姓欢乐才生出慈爱之心。花丛间，歌舞管弦在明媚的春光中显得格外动人；花丛外，我这奔波的行人却几乎要愁断肝肠。更觉得那花心仿佛在嫉妒兰麝的芬芳，轻风拂来，满城都萦绕着淡淡的清香。古代的贤人勤勉不懈地告诫人们不要骄纵放荡，肆意妄为可不是真正的风雅模样。只要能使家家富足并保有礼仪谦让的美德，那么每一年的大好春光，都值得好好游赏。

《二月二日游宝历寺马上作》是北宋名臣张咏的一首七言古诗，创作于他第二次出任益州知州期间。此诗以“二月二”春游为背景，巧妙地将节日盛景、个人情怀与为政理念融为一体，展现了诗人作为地方长官独特的观察视角和深沉的责任感。 诗的前半部分（“春游千万家”至“飘飖尽似乘烟霞”）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春日宝历寺游人如织、美女如云的繁华景象。“映花立”、“乘烟霞”的比喻，既写出了游春女子的美丽与轻盈，也渲染出一派升平欢乐的节日氛围，体现了诗人对美好春光的敏锐感受力。 然而，诗人笔锋陡然一转（“我身岂比浮游辈”至“见人欢乐生慈爱”），明确将自己与“浮游辈”区分开来，点明自己“重来治凋瘵”的使命。这一对比，形成了强烈的身份反差与情感张力。眼前的欢乐，反衬出他肩头责任的沉重；他人的闲适，更凸显他心系民瘵的焦灼。“伤嗟”与“慈爱”两种情感的并置，深刻揭示了一位仁政爱民官员的内心世界。 诗的后半部分（“花间歌管媚春阳”至“风来绕郭闻轻香”）继续在景物描写中渗透复杂心绪。“花间歌管”愈是“媚春阳”，“花外行人”便愈是“欲断肠”，乐景与哀情形成鲜明对照，是以乐景写哀情手法的成功运用。连“花心”都“妒兰麝”的想象，更添一层文人雅趣，也暗示了世俗繁华背后的某种虚浮。 最后四句（“昔贤孜孜戒骄荡”至“岁岁春光好游赏”）是全诗的主旨升华。诗人由眼前景象联想到古贤教诲，提出“猖狂不是风流样”的论断，并最终落脚于“家肥存礼让”的治世理想。只有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礼让成风，这大好的春光才真正值得、也才能够安心游赏。这既是对游春者的委婉劝诫，更是诗人自己政治抱负的庄严宣示。整首诗结构严谨，由景入情，由情及理，语言流畅而意蕴深厚，在宋代宦游诗中别具一格，充分体现了张咏刚直而又富于文采的个性与诗风。

此诗为北宋名臣张咏所作。张咏（946—1015），字复之，号乖崖，濮州鄄城（今属山东）人，是宋初一位以刚直敢言、治绩卓著而闻名的大臣，尤以治蜀功绩显著。他一生曾两度知益州（今四川成都）。第一次在太宗淳化年间，正值王小波、李顺起义被平定不久，蜀地民生凋敝，社会动荡。张咏到任后，采取一系列措施安抚百姓、恢复生产，稳定了局势。 此诗应作于他第二次镇蜀期间（真宗咸平年间）。尽管距离第一次治蜀已过去数年，但蜀地经历战乱后恢复不易，仍存在诸多社会问题。诗题中“二月二日”是传统的“龙抬头”春耕节，也是踏青游春的日子。“马上作”则点明了创作场景——诗人是在骑马出行、视察民情的途中，目睹宝历寺游人如织的春游盛况，有感而发。 此时的张咏，身份是肩负重任的封疆大吏，而非普通的游春文人。因此，面对同样的春日美景，他的感受复杂而深刻：既欣赏这太平年景的欢乐表象，又清醒地意识到治理“凋瘵”的责任与艰难；既希望百姓能享受春光，又担忧骄奢之风滋长。这种官员与文人双重身份的交织，以及欢乐景象与民生责任的内在冲突，构成了此诗独特而真挚的情感基调，也是理解全诗思想内涵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