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遇二十五首·其十》唐·张九龄

腹心：比喻朝廷的核心重臣，如同人的心脏和内脏，负责决策谋划。

爪齿：比喻外部的武将和官员，如同爪子和牙齿，负责防御和执行。

折冲：原指击退敌人的战车，引申为在朝廷上或外交上制敌取胜。

靖国：使国家安定、太平。

三五朝：指三皇五帝的时代，被认为是政治清明的理想时代。

晏婴：春秋时期齐国名相，以节俭、善谏著称。

管：指管仲，春秋时期齐国名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首霸。

齐景：指齐景公，齐国君主，虽有晏婴辅佐，但未能称霸。

商子：指商鞅，战国时期秦国改革家，以法家思想治国。

奚：指百里奚，春秋时期秦国名相，以仁德辅佐秦穆公称霸西戎。

秦彊仍早圮：秦国虽然因商鞅变法而强大，但统治并不长久（指秦朝二世而亡）。彊，同“强”。圮，坍塌、毁灭。

朝廷的核心重臣应胸怀韬略，外部的武将官员则用以保卫国家。制胜御敌需要豪杰英才，安定社稷则要依靠仁德君子。遥想那三皇五帝的圣明时代，这种用人之道无不完备。晏婴的才干不及管仲，所以齐景公未能称霸于世。商鞅的德行愧对百里奚，因此秦国虽强盛却早早倾覆。

这是张九龄《感遇》组诗中探讨治国用人之道的一首重要篇章。全诗以对比论证为核心手法，通过两组历史人物的成败对比，深刻阐述了作者的政治理想。开篇四句以人体为喻，形象地提出国家治理需要内外兼修、文武并用的理念：“腹心”主内政谋划，“爪齿”司对外防御；“豪英”可折冲御侮，“君子”能靖国安邦。这体现了张九龄作为开元贤相的系统治国观。 中间两句“遐哉三五朝，此道无不备”，将理想上溯至三皇五帝的黄金时代，既是对古代圣王政治的追慕，也是对当下现实的委婉批评，为后文的史论埋下伏笔。最后四句是诗眼所在，作者选取了春秋战国时期两组著名的君臣搭配进行对比分析：齐景公有贤相晏婴，但晏婴之“才”不及管仲，故齐国不能称霸；秦孝公用商鞅变法而强，但商鞅之“德”远逊于以仁德著称的百里奚，故秦之强盛难以持久。这一“才”一“德”的对比，精准地揭示了张九龄的用人标准：治国不仅需要才干，更需要德行；仅有法家的强权与谋略（如商鞅），而无儒家的仁政与德治，国家终将走向“早圮”。这与其在政治实践中反对李林甫等权奸、主张吏治清明的立场一脉相承。 整首诗语言凝练，逻辑严密，史论结合，在感遇抒怀中寄寓了深刻的政治哲学思考，展现了张九龄诗歌雅正深沉、富含理趣的艺术特色，是初唐向盛唐过渡时期政治抒情诗的代表作。

此诗创作于唐玄宗开元后期，具体约在张九龄罢相（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前后。此时，唐玄宗统治已从早期的励精图治逐渐转向后期的怠政享乐，朝廷政局发生深刻变化。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受到重用，并最终取代张九龄成为宰相，标志着开元盛世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张九龄作为开元最后一位贤相，其政治主张以儒家仁政德治为核心，强调用人当以德才兼备的君子为重，反对任用酷吏和权术之徒。 《感遇二十五首》是张九龄晚年遭贬为荆州长史后所作，是其一生政治抱负与人生感慨的集中抒发。在这组诗中，他借咏史、咏物来隐喻现实，表达对朝政日非、奸佞当道的忧虑，以及自身忠而见谤、理想破灭的悲愤。“其十”这一首，聚焦于治国用人之道这一核心政治议题。诗中通过对比晏婴与管仲、商鞅与百里奚，实则暗讽当时朝廷用人重才轻德、甚至重用如李林甫般有才无德之人的弊端。作者预感到这种偏离“三五朝”之道的用人方针，将给国家带来隐患。历史证明，张九龄的忧虑并非多余，安史之乱的爆发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他对政权“早圮”风险的警示。这首诗因此不仅是个人的感遇之作，更是一篇充满忧患意识的政治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