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怀》明·刘基

桓司马：指东晋权臣桓温，官至大司马。他曾北征经过金城，见自己早年所种柳树已粗壮十围，感慨道：“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此处以“枯树”喻其功业终将凋零。

五柳陶徵君：指东晋隐士陶渊明，因其宅边有五棵柳树，自号“五柳先生”。徵君是对不接受朝廷征召的隐士的尊称。

微木：指桓温所叹的柳树和陶渊明宅边的柳树，象征个人的生命与事业。

柴桑骨：柴桑是陶渊明的故乡（今江西九江）。此指陶渊明死后埋葬于故乡，保持清白的品格。

九锡臣：九锡是古代帝王赐给权臣的九种最高礼器，常是权臣篡位的前奏。桓温晚年曾逼迫朝廷加九锡，因事未成而死。此指桓温位极人臣，权倾朝野。

荣辱：指桓温的显赫（荣）与陶渊明的贫贱（辱，世俗眼光中的）。

芳秽：芬芳与污秽，比喻美好的名声与恶浊的声名。指二人身后的历史评价。

（就像）桓温大司马面对枯树兴叹，（又如）五柳先生陶渊明归隐田园。这些树木本身何足挂齿，令人感叹的是这两位古人的命运。一位将清白的骨骸埋于柴桑故土，一位成了逼迫君王加九锡的权臣。生前的荣耀与屈辱都已成为过去，但芬芳与污秽的名声却在万世流传，清晰可辨。

刘基的《感怀》是一首咏史抒怀的五言古诗，通过对比东晋两位历史人物——权臣桓温与隐士陶渊明截然不同的人生选择与身后评价，深刻探讨了荣辱观、历史评价与人生价值这一永恒主题。全诗语言凝练，对比鲜明，立意高远。 诗歌开篇即以“枯树”与“五柳”两个典型意象，分别指代桓温与陶渊明，巧妙地将自然物象与人物命运、品格相联系。桓温见柳兴叹，感慨时光流逝、功业未竟，其人生指向外在事功与权势；陶渊明植柳明志，寄托归隐之趣与高洁之守，其人生追求内在精神的自由与安宁。诗人以“微木何足道”一笔宕开，指出引发感慨的并非树木本身，而是其象征的两种人生范式，为下文的深入议论张本。 中间两联“一埋柴桑骨，一为九锡臣”，运用了工整的对仗与强烈的对比。一“埋”一“为”，一“骨”一“臣”，形象地概括了二人生命的终点：陶渊明归于黄土，保持气节；桓温位极人臣，却野心昭然。这不仅是人生轨迹的对比，更是精神境界的悬殊。 尾联“荣辱俱已矣，芳秽万世闻”是全诗的点睛之笔，升华了主题。诗人以冷静的历史眼光指出，无论生前的显赫（荣）与困顿（辱），都将随着肉体消亡而终结。然而，历史这面镜子终将照出一个人真实的品格——“芳”或“秽”，并给予公正的评价，流传万世。这体现了刘基对儒家名节观的深刻认同，以及超越一时得失的历史洞察力。整首诗在简短的篇幅内，完成了从具体意象到抽象哲理的飞跃，展现了诗人深厚的史学修养与深邃的思想境界。

此诗为元末明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刘基（刘伯温）所作。刘基生活在元末社会动荡、群雄并起的时代，他早年仕元不得志，后辅佐朱元璋建立明朝，成为开国功臣。这首诗的创作背景与他的个人经历和时代观察密切相关。 在元末官场，刘基目睹了政治的腐败与士人节操的沦丧，对人生出处、荣辱得失有着深刻的思考。他本人面临着类似的历史抉择：是随波逐流追逐权势，还是坚守道义与理想？诗中借古喻今的意味十分明显。桓温与陶渊明，恰好代表了传统士人“仕”与“隐”、“达”与“穷”的两条道路，以及随之而来的不同历史定位。 刘基写作此诗时，可能正处于对自身前途与历史责任的反思期。通过咏史，他既是在审视历史人物，也是在叩问自己的内心，明确价值取向。他最终选择了类似于“功成身退”的道路，在明朝建立后逐渐淡出权力中心，其人生结局与诗中推崇的“芳”名留世隐隐相合。因此，这首诗可以看作是刘基人生哲学与价值宣言的诗化表达，反映了一位身处乱世、胸怀大志的士大夫对生命意义的终极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