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余五十五》宋·张耒

余五十五：指诗人的朋友余中，字行老，排行第五十五。宋代文人常以排行相称。

戊午：指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

东都：指北宋的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

补官洛阳：指诗人被任命为洛阳（今河南洛阳）的官职。

君理舟楫归江湖：指友人余中乘船归隐或返回故乡。

福昌古邦：福昌，古县名，在今河南宜阳县西。唐代曾为福昌县，宋代已废。

莽莽榛棘藏麇鼯：形容荒芜，长满杂树荆棘，成为麋鹿和鼯鼠的藏身之所。麇（jūn），獐子；鼯（wú），飞鼠。

空宫萧条唐旧路：指唐代遗留的宫殿和道路已空寂荒凉。

古堞断续韩遗墟：堞（dié），城墙上如齿状的矮墙。韩遗墟，可能指战国时韩国的故城遗址。

商顽馀民俗未泯：商，指商朝遗民。顽，顽固。泯，灭。指当地民风强悍，古风犹存。

习尚凶犷羞为儒：崇尚凶悍粗犷，以做儒生为羞耻。

勤劬：勤勉，辛苦。指书信往来频繁。

山阳居：山阳，古地名。此处可能指诗人自己的居所，或化用向秀《思旧赋》过山阳旧居的典故，暗含思念故友之情。

暂尔久则渝：暂时结交，时间久了就会改变。渝，改变。

登科：考中进士。张耒与余中同年进士及第。

君中第一名传呼：指余中在科举中名列前茅，名次很高。

官庭趋：在官场中奔走趋奉。

崎岖：道路不平，比喻人生坎坷、失意。

付委造物：托付给命运。造物，造物主，指命运。

芬敷：芬芳盛开。敷，铺开，开放。

东吴：指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今江苏南部、浙江北部一带。

披豁：敞开胸怀，坦诚相见。

摆落万累：摆脱世间一切牵累。

回忆去年戊午年我寄居在东都汴梁，人事纷繁我们相见的机会却日渐稀疏。我被补授官职前往洛阳向西奔走，你则整理舟船准备归隐江湖。往来之间我们竟这样轻易地错过，致使这一别就是三年有余。他乡满眼都是陌生的面孔而非故旧，南北相隔你我音信全无，让我心中耿耿难忘。福昌这个古邦县邑早已荒废，到处是莽莽的榛莽荆棘，藏着麋鹿和飞鼠。空寂的宫殿、萧条的唐代旧路，断续的古城墙是韩国遗留的废墟。此地商朝遗民的风俗尚未泯灭，崇尚凶悍粗犷，以做儒生为羞。我高堂之上落满尘埃，少有宾客来访，即便勉强应酬也并非真正的欢愉。可叹你还一直记得我，两次收到你的书信是何等勤勉深厚。你最后寄来的新诗意境深远，知道你还惦念着我这山阳的居处。人世间那些翩翩的轻薄子弟，交友只是暂时，久了就会变心。无论欢欣还是忧患，你的心志始终不易改变，我看遍一世也再找不到如你一般的人。想起当年我们一同登科时都还年少，你高中第一名，名声传呼。春风里我们清晨游逛在宽阔的街道，夜雨中我们纵情畅饮，倾尽金壶。当年的意气风发如今还在吗？十年来我困于官场，奔走趋附。你本应腾达直上那高远的天空，为何竟会失足遭遇人生的崎岖坎坷？人生难有定数，往往就是如此，只能托付给造物主，随其驱遣。得到的能有多少？失去的也未必是损，七尺之躯最可贵的还是我们自己。洛川的春风已经吹来很久，桃李花依次争相芬芳盛开。登高临远时想你却不得相见，只能在梦中追逐流水，神游你我旧游的东吴。东吴的旧游时光是我所乐，那里有美酒可饮，有鲜鱼可烹。何时我们能再次相逢，彼此敞开胸怀，摆脱世间万般牵累，不再有叹息忧愁？

《寄余五十五》是北宋诗人张耒写给挚友余中的一首长篇七言古诗，全诗以深挚的友情为主线，交织着对人生际遇的感慨、对宦海浮沉的厌倦以及对往昔青春的追忆，情感真挚而层次丰富，充分展现了张耒诗歌平易舒朗、情真意切的艺术风格。 诗歌开篇即以“忆昨”领起，通过时空的交错（戊午东都之别、三年音书断绝、眼前洛阳之景）构建起一个广阔的抒情空间。诗人用“人事纷纷相见疏”、“坐使一别三年馀”等句，平淡叙述中蕴含着深深的无奈与思念，奠定了全诗沉郁感伤的基调。中间对福昌古邦荒凉景象的描绘——“莽莽榛棘藏麇鼯”、“空宫萧条唐旧路”，不仅是对任职地环境的实写，更是一种象征手法的运用，以历史的废墟和蛮荒的民俗，隐喻了诗人内心的孤寂、失落以及对文明凋零、知音难觅的感慨，意境苍凉。 在对比友人与世俗之交时，“人间翩翩轻薄子，交友暂尔久则渝”与“欢欣忧患心不易，我视一世无君如”形成鲜明对照，突出了余中品格的坚贞可贵和二人友情的超越流俗。随后笔锋转入对“登科各年少”时豪迈不羁生活的追忆，“春风朝游”、“夜雨纵饮”的画面充满动感与激情，与“十年我困官庭趋”的现状构成强烈反差，表达了诗人对自由人生的向往和对官场束缚宋诗理趣的特点。 结尾处“洛川春风”、“桃李芬敷”的明媚春景，反衬出“登临想君不可见”的惆怅，进而引出“梦逐流水游东吴”的浪漫想象。最后“何当相逢两披豁，摆落万累无嗟吁”的期盼，将全诗的情感推向高潮，表达了渴望与知己重逢，共抛尘世烦扰，获得精神解脱的终极愿望，情感由沉郁转向旷达超脱。整首诗叙事、写景、抒情、议论有机结合，语言质朴而意蕴深长，是一首情谊深重、感慨遥深的友情诗佳作。

此诗创作于北宋中后期，具体时间应在张耒任职洛阳期间。张耒是“苏门四学士”之一，其政治立场与苏轼相近，因此在北宋激烈的新旧党争中屡受牵连，仕途坎坷，多次被贬外放。诗中“补官洛阳我西走”正是他宦海浮沉的一个缩影。友人余中（字行老）与张耒为同年进士，情谊深厚。从诗中“君宜腾达上寥廓，何乃失足遭崎岖”等句推断，余中此时可能也遭遇了仕途上的挫折或选择了归隐，这与张耒自身的境遇产生了共鸣。 诗歌创作的地理背景是“福昌古邦”（今河南宜阳附近），当时已颇为荒凉。张耒在此地为官，面对“商顽馀民俗未泯”的陌生环境和“高堂尘埃坐无客”的孤寂生活，自然更加思念志同道合的旧友。这一时期，张耒经历了人生低谷，对官场的虚伪、人事的纷繁有了更深切的体会，故而在诗中流露出强烈的归隐意向和对真挚友情的珍视。收到余中的书信和新诗，成为触发他创作此诗的直接契机。全诗既是对一段深厚友谊的深情记录，也是北宋中下层文人在政治漩涡与人生困境中复杂心境的真实写照，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