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韵和陶渊明归去来辞》宋·晁补之

次韵：又称步韵，指按照原诗的韵脚及其次序来和诗，是和诗中要求最严格的一种。

陶渊明归去来辞：指东晋诗人陶渊明创作的著名辞赋《归去来兮辞》，表达其辞官归隐的决心与田园生活的向往。

行世不偶：在世间行事，遭遇不顺，不被理解或重用。

眄一世之无与：看遍整个时代，没有志同道合之人。眄，看。

不疚于予义：在自己的道义上问心无愧。疚，愧疚。

奚恤馀子之是非：何必在意其他人的是非议论。恤，忧虑，在意。

裳衣：衣裳，此处比喻是非、好坏的标准。罔极的喜好会使人颠倒衣裳，即混淆是非。

哲人：智慧卓越的人，此处指陶渊明。

一气孔神：指天地间的元气非常精妙神奇。孔，甚，很。

至和：极致的和谐之气，指道家所言的先天元气或中和之气。

灵根：指人的心性、精神的根本。

挹天酝于玄尊：从天上的酒樽中舀取美酒。挹，舀取。天酝，天上的美酒。玄尊，盛酒的器皿，亦指玄酒（上古祭祀用的清水）。

幽阙：指身体内部幽深的关窍，或指心田。

粹然：纯粹、精粹的样子。

化人：会幻术的人，或指有道之人。《列子·周穆王》载西极化人。西域，此处借指超脱尘世的境界。

藏吏于函关：函谷关的守关官吏。此处暗用老子出关的典故，老子见周室衰微，骑青牛西出函谷关隐去。

刍狗：古代祭祀时用草扎成的狗，用后即弃。比喻轻贱无用之物。《老子》：“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石椁之宋桓：典故，指宋国桓魋（tuí）为自己制作石椁（石制的外棺），三年不成，孔子批评其奢侈。此处比喻那些自以为谋划周全、无懈可击的人，实则徒劳可笑。

哽塞：悲泣而气结，说不出话。

钱镈：古代两种农具，钱类似铲，镈类似锄。

旦号其丘：天亮后对着山丘（指坟墓）哭号。比喻人死如舟逝，亲人哀悼。

达观：通达的观照，指超然物外、看透生死得失的智慧。诮，讥讽。

雨暵：下雨和干旱。暵，干旱。

耔：给禾苗培土。

蜀雄：指西汉文学家司马相如（蜀郡成都人），其赋作必能流传后世。

身屈而道伸：身体虽受委屈（指仕途不顺或归隐），但所持的道义（精神、思想）却得以伸张、流传。

归去吧，归去吧！在这世间行事处处不顺，我为什么不归去呢？出仕本没有什么值得欢喜的，那么舍去官职又有什么可悲伤的？看遍当世没有知己，古代的贤人早已逝去无法追寻。只要在自己的道义上问心无愧，又何必在意其他人的是非议论。世人的好恶没有定准，常常颠倒黑白。回顾我涉足仕途已深，真惭愧不如哲人（陶渊明）那样有先见之明。 我的归去非常安适，无需再为名利奔走。既已守在我的屋室，又关闭了我的门扉。天地间那一股精妙的元气，在夜半时分存养于心。将极致的和谐之气纳入精神的根本，仿佛从天樽中舀取美酒。这元气既已充满我幽深的心田，我的面容也显得纯粹而光润。前路有坎坷如今已变平坦，往昔的危难如今已得安宁。我将追随化人前往西域超然之境，就像面对函谷关的守吏（决然离去）。把整个时代看作用过即弃的草狗，朝代的兴废我已厌倦观看。那福与祸本同出一源，在此处失去必在彼处归还。他们自以为谋划得无懈可击，这与那为自己造石椁的宋国桓魋有何区别？ 归去吧，归去吧！我悲叹那位哲人（陶渊明）一去不返，难道还能招来仙圣与他同游吗？昔日他曾以美好的篇章惠赠于我（指《归去来兮辞》），如今忽然远去再也无法寻求。我与世人最初有何不同呢？开始时也为仕途阻塞而增添忧愁。那农具（钱镈）既然深藏不用，何不去看看那已经开垦的田畴？万古以来众生芸芸，都共乘一叶生命之舟逝去。半夜里舟已失去（喻人死去），天亮才对着坟丘哭号。害怕被达观者讥笑，眼泪已干涸而无法流下。领悟到荣华名声只会招来憎恶，羡慕那些懂得休止的智者。 算了吧！万物的生发各有其时，我独自能做的只是选择与时进退，哪里有能力违背时势呢？已经过去的无法追回，未来的尚且可以期待。就像下雨干旱在于天意，难道是我的耕作没有培土？那蜀中雄才（司马相如）的文章必能流传，但比起《尚书》《诗经》仍觉惭愧。可叹啊，身体虽受委屈但道义得以伸张，对于陶渊明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晁补之的《次韵和陶渊明归去来辞》是一篇深得陶渊明精神内核的和韵之作，不仅形式上严格遵循原辞的韵脚，更在思想情感上与之深度共鸣并有所生发。全篇以“归去”为主线，交织着对仕途的反思、对人生哲理的探求以及对先贤的追慕，展现了宋代士大夫在宦海沉浮中复杂的心路历程。 在艺术手法上，此辞成功运用了对比映衬。开篇即以“行世不偶”与“吾归甚安”形成鲜明对比，奠定了辞官归隐的合理性基础。又将“一世之无与”与“古之人逝莫追”相对，凸显了作者在现实中的孤独感和对历史知音的向往。更通过“彼好恶之罔极”与自身“求不疚于予义”的对比，批判了世道的昏乱，肯定了内心道德准则的坚守。这种多层次的对比，强化了归隐抉择的必然性与崇高性。 辞中大量化用道家哲学意象与典故，是其思想深度的显著标志。“一气孔神”、“至和”、“灵根”、“刍狗”等概念，直接源自《老子》、《庄子》，作者借此构建了一个超越世俗得失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将福祸视为同源循环，将朝代兴废看作无意义的循环，这种齐物思想和超然视角，是对陶渊明“聊乘化以归尽”思想的哲学深化。而“面藏吏于函关”暗用老子出关典，“石椁之宋桓”引用《礼记》故事，使说理更加形象厚重，体现了宋代文学“以才学为诗”的特点。 情感表达上，此辞呈现出沉郁顿挫与旷达超脱交织的复杂面貌。既有“吾悲夫斯人不返”、“初为哽塞而增忧”的深沉悲慨，对知音难再、壮志难酬流露出真切哀伤；又有“吾归甚安”、“岂或能力而违之”的理性释然，表现出顺应自然、安时处顺的智慧。结尾“嗟身屈而道伸”更是全篇的点睛之笔，它将个人的仕途挫折升华为对“道”的坚守与伸张，赋予了归隐行为以积极的精神价值，完成了从“悲归”到“安归”再到“义归”的情感升华。 总体而言，这首和辞并非简单的模仿，而是在继承陶渊明“归隐”主题的基础上，融入了更浓厚的哲学思辨和时代印记，是宋代士人面对理想与现实矛盾时，一份深刻而典雅的精神自白书。

此辞创作于北宋中后期，作者晁补之是“苏门四学士”之一。他的仕途与其师苏轼一样，屡遭新旧党争的波及，起伏不定。晁补之早年因才华受苏轼赏识举荐，但在绍圣绍述时期，新党重新得势，对“元祐党人”进行清算，苏轼及其门生故旧纷纷被贬。晁补之亦未能幸免，先后被贬应天府、亳州、处州等地。这首《次韵和陶渊明归去来辞》很可能作于其贬谪期间或对官场深感失望、心生退意之时。 陶渊明及其《归去来兮辞》在宋代士人中具有极高的地位，成为他们在政治失意时寻求精神慰藉和身份认同的重要文化符号。苏轼便极度推崇陶渊明，并遍和其诗。晁补之作为苏门弟子，深受此风影响。次韵和陶诗，既是对先贤的致敬，也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在模拟的文本空间中抒发自身的宦海浮沉之感和归隐之思。北宋中后期，党争激烈，政治环境严酷，许多士人产生了“仕”与“隐”的深刻矛盾。晁补之此作，正是这一时代背景下士人心态的典型写照。他通过和陶，不仅表达了对陶渊明高洁人格的追慕，更在哲学层面（尤其是道家思想）上为自己的选择寻找依据，试图在“身屈”（政治上的失败）与“道伸”（精神上的持守）之间达成和解，从而获得内心的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