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史》唐·李商隐

袁褚：指袁盎与褚少孙。袁盎，西汉大臣，以直谏敢言著称；褚少孙，西汉史学家，曾补写《史记》。此处借指有才德声望的贤臣。

才名：才华与名声。

高节：高尚的节操。

晚相违：晚年时（节操）却与（早年的名声）相违背。指晚节不保。

迟行：行动迟缓，犹豫不决。此处暗指处事圆滑、明哲保身。

便足为丞相：就足以（凭借这种态度）当上丞相。讽刺官场中圆滑者易居高位。

枉受：白白地接受，徒然地承受。

黄罗乳母衣：用黄色罗绮制成的乳母（保姆）的衣服。这是一个典故，据《史记·袁盎晁错列传》载，袁盎曾接受赵同（宦官）所赠的“五十金”和“丝絮”，并为其说情。李商隐此处化用，将“丝絮”夸张为“黄罗乳母衣”，意指接受宦官等权贵的厚赠与恩惠，有损清誉。

袁盎、褚少孙那样的才德与名声自古以来就稀少，可叹的是他们高尚的节操到了晚年却未能保持。行事迟疑、明哲保身就足以登上丞相的高位，这岂不是白白玷污了清名，像接受了宦官馈赠的华服一样？

李商隐这首《咏史》是一首借古讽今的七言绝句，通过咏叹西汉名臣袁盎等人的事迹，深刻揭露和讽刺了晚唐官场中名实不符、晚节不保的普遍现象，抒发了诗人对士大夫气节沦丧的愤慨与悲哀。 诗的前两句“袁褚才名自古稀，可嗟高节晚相违”，以高度概括的笔法，点出历史人物早年才名卓著与晚年节操有亏的巨大反差。“自古稀”三字，既是对袁、褚等人早年才华的肯定，也暗含了对其最终未能善始善终的惋惜。“可嗟”一词，直接表达了诗人的叹惋之情，奠定了全诗沉郁的基调。 后两句“迟行便足为丞相，枉受黄罗乳母衣”，笔锋犀利，转入直接的讽刺与批判。“迟行”二字，形象地刻画了那些在官场中趋利避害、首鼠两端的官僚形象，他们并非凭借真正的才干与正直的品格，而是依靠圆滑世故、甚至依附权贵（如宦官）而身居高位。“枉受”一词，力透纸背，既是对历史人物行为的否定，更是对当时官场风气的辛辣嘲讽。诗人巧妙化用“黄罗乳母衣”这一典故，将抽象的名节玷污转化为具体可感的形象，增强了批判的力度。 全诗语言凝练，用典精当，对比鲜明，在有限的篇幅内完成了从历史追述到现实批判的跨越，体现了李商隐咏史诗寄托遥深、讽刺犀利的一贯风格。它不仅是对个别历史人物的评价，更是对一种普遍社会现象和士人精神困境的深刻揭示，具有超越时代的警世意义。

这首诗创作于晚唐时期，具体年份难以确考，但大致在李商隐中晚年。此时唐王朝国势日衰，政治腐败，宦官专权与牛李党争交织，官场风气极其败坏。许多士大夫为了个人仕途，或依附宦官，或卷入党争，丧失了应有的政治操守和独立人格。 李商隐本人一生仕途坎坷，长期沉沦下僚，深受党争倾轧之苦。他既对黑暗现实有清醒认识，又怀有强烈的用世之心和正直的品格。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使他常常通过咏史诗来借古喻今，抒发胸中块垒，批判时政。 选择袁盎、褚少孙等人作为吟咏对象，颇具深意。袁盎在历史上以敢谏闻名，但晚年也有接受宦官馈赠、为其游说的记录（见《史记》）。褚少孙补《史记》，学问渊博，但其补作部分在后世评价不一。诗人选取这些功过并存、名节有瑕的历史人物，更能贴切地影射晚唐那些早年有声望、晚年却失节的官僚，使得诗歌的讽刺更具针对性和普遍性。此诗正是李商隐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对士人精神世界和官场生态进行深刻反思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