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影响
慧超的《往五天竺国传》为后世研究8世纪印度历史、中亚地理和佛教发展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第一手资料。书中对笈多王朝衰落后印度小国林立状况的记载，对伊斯兰势力逐渐扩张的观察，以及对佛教在印度本土逐渐衰微的描述，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玄奘《大唐西域记》主要反映7世纪上半叶情况相比，慧超的记载反映了8世纪的新变化，两者可互为补充。该书也是研究唐代中外交通史和新罗与唐朝文化交流的重要文献。
唐代新罗高僧 • 西域求法先驱 • 《往五天竺国传》作者
“万里求法，一心向佛。”慧超是唐代新罗籍高僧，公元8世纪著名的求法僧。他早年入唐求学，后从海路前往印度求法，遍巡五天竺各国，最后经陆路返回中国。慧超所著《往五天竺国传》是研究唐代中西交通、印度历史及佛教状况的珍贵文献，与玄奘《大唐西域记》、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并称为唐代三大西域行记。
慧超（8世纪），唐代新罗（今韩国）高僧，著名的西域求法僧。他于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年）来华学习佛法，后毅然西行求法。慧超的求法路线颇为独特——他从广州乘船经南海抵达印度，遍访中天竺、南天竺、西天竺、北天竺及东天竺各国，参拜佛教圣迹，学习佛法。随后他取道陆路，经过中亚诸国，穿越帕米尔高原，于开元十五年（727年）抵达安西都护府所在地龟兹（今新疆库车）。慧超将沿途见闻详细记录，写成《往五天竺国传》三卷。此书虽大部分已散佚，但敦煌遗书中保存有其节抄本，成为研究8世纪印度、中亚历史地理、佛教状况及中西交通的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慧超晚年事迹不详，可能终老于中国。他的求法壮举和著作成就，体现了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深度与广度。
慧超的《往五天竺国传》为后世研究8世纪印度历史、中亚地理和佛教发展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第一手资料。书中对笈多王朝衰落后印度小国林立状况的记载，对伊斯兰势力逐渐扩张的观察，以及对佛教在印度本土逐渐衰微的描述，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玄奘《大唐西域记》主要反映7世纪上半叶情况相比，慧超的记载反映了8世纪的新变化，两者可互为补充。该书也是研究唐代中外交通史和新罗与唐朝文化交流的重要文献。
慧超的主要成就在于其西域求法之行和著作《往五天竺国传》。他是继玄奘、义净之后又一位完成印度求法壮举的高僧，且其旅行路线独具特色——海路去，陆路回，完整环绕印度次大陆。他所著的《往五天竺国传》三卷，详细记录了8世纪印度各国的政治、经济、宗教、风俗及地理状况，特别是记载了当时印度佛教的发展情况、重要寺院和宗教活动，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虽然原书大部分已佚，但1908年在敦煌莫高窟发现的节抄本仍保留了关于印度、阿富汗、巴基斯坦及中亚诸国的珍贵记载。
慧超的生平记载十分简略，主要来自其著作《往五天竺国传》的零星自述和后世学者的考证。他应是新罗人，于唐玄宗开元初年（约8世纪20年代）来到中国学习佛法。因仰慕玄奘、义净等前代高僧的西行求法壮举，他决心前往佛教发源地印度朝圣求学。慧超从广州出发，乘船经南海至印度，先后游历了东天竺、中天竺、南天竺、西天竺和北天竺，广泛参访佛教圣迹和著名寺院。约在开元十五年（727年）十一月，他抵达安西大都护府所在地龟兹。此后事迹不详，可能在中国继续从事佛经翻译或研究工作直至终老。
历代学者对慧超及其著作给予高度评价。近代学者罗振玉在《敦煌石室遗书》中盛赞慧超行记“叙述详赡，文字尔雅”。梁启超在《中国佛教研究史》中将慧超与玄奘、义净并称为“唐代三大求法高僧”。日本学者羽田亨称其书“实为研究当时印度情形之唯一宝典”。现代学者普遍认为，慧超虽名气不及玄奘，但其著作的史料价值同样重大，特别是在记录印度佛教衰微过程和中亚伊斯兰化前期状况方面具有独特价值。
慧超所著《往五天竺国传》原为三卷，但大部分已散佚。现仅存敦煌发现的节抄本一卷（P.3532），约6000余字，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该抄本首尾俱残，但主要内容得以保存。1909年法国学者伯希和将抄本照片寄给罗振玉，1910年罗振玉刊印于《敦煌石室遗书》中，后收入《大正藏》第五十一卷。现代重要整理本有张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1994年）和桑山正进《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研究》（1998年）。这些文献为了解慧超的生平和成就提供了基础。
关于慧超的轶事多与其求法经历相关。据记载，他在印度求法时曾遭遇语言障碍，但凭借虔诚之心和智慧逐渐克服困难。他在书中特别记载了当时印度那烂陀寺的繁荣景象，称该寺“僧徒数万，学习大乘”，反映了8世纪佛教最高学府的盛况。还有一个著名轶事是慧超对中亚伊斯兰势力扩张的敏锐观察，他最早记录了阿拉伯军队在中亚的活动情况，为研究伊斯兰东扩史提供了重要佐证。这些记载显示了他作为观察者的敏锐和客观。
不详：在中国的佛法老师，指导其佛教经典学习
金刚智：唐代著名密宗高僧，可能有过交流
玄奘：唐代著名求法高僧，慧超深受其影响
义净：唐代著名求法高僧，慧超继承其求法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