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杭州使君苏内相先生...》其九 宋·李廌

使君：汉代对刺史的称呼，后用作对州郡长官的尊称。此处指苏轼。

苏内相：指苏轼。内相，唐宋时对翰林学士的别称，因其在宫内为皇帝起草诏令，地位重要。苏轼曾任翰林学士知制诰。

公去吾道辱，公来吾道荣：您离去，我们信奉的道义就蒙受屈辱；您到来，我们信奉的道义就获得荣耀。公，对苏轼的尊称。道，指儒家道义、政治理想。

生民系休戚：百姓的喜乐与忧愁（都与之相关）。生民，人民。休戚，喜乐和忧虑，泛指利害关系。

国势随重轻：国家的运势也随着（您的去留）而变得重要或轻微。重轻，偏义复词，侧重“重”，指变得重要、强盛。

九鼎：古代象征国家政权的传国之宝，比喻分量重、地位崇高。

坐折奸宄萌：安坐（于朝堂）就能挫败奸邪之人的阴谋。坐，安坐，形容从容不迫。折，挫败。奸宄，违法作乱的人。萌，萌芽，阴谋。

平治：太平治世。

用舍：被任用与不被任用。语出《论语·述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若为情：何以为情，怎能忍心。

先生您若离去，我们坚守的道义便会蒙羞；先生您若归来，我们信奉的理想才能显荣。天下百姓的祸福都系于您一身，国家运势的强弱也随您去留而变动。先生您如同国之九鼎，镇守朝堂便能摧折奸邪的萌动。上天若真想实现天下太平，对您的任用与舍弃，又怎能如此忍心无情？

这首诗是李廌为送别恩师苏轼所作组诗中的第九首，集中体现了作者对苏轼政治人格的高度推崇与对其遭遇的深切不平。全诗采用对比手法开篇，“公去”与“公来”、“辱”与“荣”形成强烈反差，直截了当地点明苏轼一人的去留关乎“吾道”的兴衰荣辱，奠定了全诗政治抒情的基调。随后，诗人将视角从“道”扩展至“生民”与“国势”，运用递进手法，将苏轼的个人命运与百姓福祉、国家兴衰紧密相连，极大地提升了诗歌的思想格局和情感张力。 “先生如九鼎”一句，运用了比喻修辞，将苏轼比作象征国家权柄和稳定的九鼎，形象地赞颂了其定国安邦的柱石作用。“坐折奸宄萌”则生动刻画了苏轼不怒自威、正气凛然的形象，暗示其存在本身即是对宵小之徒的震慑。结尾两句“天如欲平治，用舍若为情”，笔锋一转，由热烈的赞颂转为沉痛的诘问。诗人借对上天的质问，委婉而深刻地表达了对朝廷不能重用贤才、甚至使其屡遭贬谪的愤懑与讽刺，将全诗的情感推向高潮。 此诗语言质朴刚健，情感真挚浓烈，结构层层递进，充分展现了李廌作为“苏门六君子”之一对苏轼的深刻理解与坚定支持。它不仅是一首送别诗，更是一篇为苏轼政治价值正名的辩护词，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议论色彩。

此诗创作于北宋哲宗元祐年间。苏轼在经历了“乌台诗案”的贬谪后，于元祐年间被召回朝廷，一度得到重用，历任翰林学士、知制诰、礼部尚书等要职。然而，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后，新党重新得势，对“元祐党人”展开清算，苏轼再次成为政治打击的重点对象，于绍圣元年（1094年）被贬至惠州，后再贬儋州。李廌作为苏轼的忠实门生和仰慕者，目睹恩师在党争漩涡中起伏跌宕的命运，内心充满不平与忧愤。 这首诗很可能作于苏轼某次离京外任（如知杭州）或面临政治风波之时。诗中“公去吾道辱”的感慨，深刻反映了北宋中后期激烈党争背景下，正直士大夫的普遍境遇——个人的进退已非一己之事，而成为道义与邪正之争的象征。李廌借此诗，不仅表达了对苏轼个人的深切感情，更抒发了对朝廷不能善用贤才、导致国势不振的深沉忧虑，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