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山中归至登封遂讽高宰令取峻极中院厨前石钟板》宋·李廌

讽高宰令：委婉地劝说姓高的县令。讽，用含蓄的话劝告。宰令，县令。

峻极中院：指嵩山峻极峰上的寺院。

石钟板：寺院中悬挂的，用以报时、集合僧众的石制响板。

吴砧已碎乐生论：用典。吴砧，指吴地（今江浙一带）的捣衣石，暗喻碑石。乐生论，指战国时乐毅的《报燕惠王书》，其文刻石流传。此句言珍贵的碑刻文字已遭毁坏。

京江昔沈瘗鹤铭：用典。京江，指长江流经镇江的一段。瘗鹤铭，著名的摩崖石刻，原在镇江焦山，后崩落江中。此句亦言名碑沉沦。

紫阳立玞石：紫阳，可能指山名或地名。玞石，似玉的美石。

考击化度求金籯：考击，敲击考察。化度，指《化度寺碑》，唐代欧阳询所书名碑。金籯，金箱，喻指珍贵之物。此句言通过敲击碑石（听声辨质）来寻找像《化度寺碑》那样的珍宝。

厄会：灾难，厄运。

祔葬陪昭陵：祔葬，合葬，陪葬。昭陵，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有许多功臣陪葬，并立有碑刻。

颜碣：颜真卿所书的碑碣。

魏徵：唐代名臣，其碑亦在昭陵。

史讹遂正冲远字：冲远，孔颖达的字，唐代大儒。此句言通过碑刻纠正了史书关于孔颖达名字的讹误。

六骏：指唐太宗昭陵六骏石刻。

龟趺螭首：龟趺，碑下的龟形石座。螭首，碑额上雕刻的无角龙形装饰。形容碑刻形制华美。

般舟：般，通“盘”，盘桓。般舟，即泊舟，此处引申为停留、寻访。

季海寺记：季海，可能指徐浩（字季海），唐代书法家。寺记，指他为寺院所写的碑记。

短碣：矮小的碑石。

大穷索缚乘前楹：大穷索，粗大的绳索。缚，捆绑。乘，架设。前楹，殿堂前的柱子。此句描述石碑被粗绳捆绑着靠在殿前柱子上。

击拊刻划将俱平：击拊，拍打，抚摸。刻划，指碑上的字迹。平，磨平。

舁至：抬来。舁，抬。

吴地的碑石已碎，乐毅的雄论难寻；京口的江底，昔日沉没了著名的《瘗鹤铭》。我曾在紫阳山寻觅美石，敲击辨识，只为找到如《化度寺碑》般的金石至宝。这才知道金石也有劫数，多少名碑旧刻曾堆积在长安城。近年醴泉有位贤明的县令，政绩卓著，美名远扬。他怜惜文星人杰，昔日都陪葬在昭陵。从残墙粪土中寻得颜真卿的碑碣，在荆棘荒丘里找到魏徵的墓铭。纠正了史书中孔颖达名字的讹误，重新树立起昭陵六骏的石形。他将碑刻拓本陈列展示给过往行人，那些龟趺螭首的华碑仿佛罗列在朝廷。后来有个糊涂县令如同俗人，竟撤去了这些陈列，众人都引以为戒。我曾到寺中盘桓寻访遗迹，徐季海所写的寺记如今已凋零。清晨听到钟声呼唤僧众用粥，石磬之音嘹亮，直穿云霄，清澈动听。前去观看，原来是一块唐代的短碑，被粗大的绳索捆绑着靠在殿前楹。字形峻拔峥嵘，笔意潇洒散逸，远超过著名殿宇里的那些题经。我劝僧人将它拂拭干净安置在高壁之上，怎知山野僧人会不会听从我的建议。十年后重游此地，景象依然如旧，拍打抚摸间，担心那刻划的字迹终将被磨平。我急忙回城去委婉劝说高县令，立刻派人将它抬来，切莫久停。这块碑能重立并非我一己之力，奇物久遭废弃，上天也定要让它重焕新生。

这是一首典型的宋代金石题咏诗，以叙事为线索，融汇了深厚的金石学素养与强烈的文物保护意识。全诗结构清晰，前半部分以宏阔的历史视角，通过“吴砧”、“瘗鹤铭”、“长安名碑”、“昭陵陪葬碑”等一系列典故，铺陈出金石文物历经劫难、散佚沉沦的普遍命运，为后半部分发现唐代寺记碑的个案提供了深沉的历史背景。诗中“乃知金石有厄会”一句，堪称诗眼，凝聚了诗人对文化遗产脆弱性的深刻体认与无尽感慨。 后半部分的叙事生动细致，从“晓闻晨钟”的日常场景切入，意外发现被绳索捆缚、弃于殿角的唐碑。诗人以“字形峥嵘笔萧散”精准概括其书法艺术价值，并与“名殿诸题经”对比，凸显其超凡脱俗。然而，“十年再游尚如昔”的无奈，与“击拊刻划将俱平”的忧虑，形成了强烈的情感张力，直接促成了诗人“急归入城讽县令”的果断行动。最后的“此碑复立非我力，奇物久废天须兴”，既流露出成功促成保护后的欣慰与谦逊，更升华出一种文化天命观，坚信真正的文化瑰宝自有其不朽的生命力，终将在有识之士的推动下得以传承。 在艺术上，此诗体现了宋诗“以学问为诗”的特点，大量运用金石、历史典故，语言质朴劲健，叙事条理分明，议论精警深刻。它不仅是个人经历的记录，更是一篇充满责任感的文化宣言，在宋代金石学兴起的背景下，具有特殊的文献价值与时代精神。

此诗创作于北宋时期，作者李廌是“苏门六君子”之一，深受苏轼文人集团重视学问、爱好金石的风气影响。北宋中后期，在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的倡导下，金石学作为一门新兴学问蓬勃兴起，文人学者广泛搜求、研究古代青铜器与碑刻，形成了“访碑”、“拓碑”、“考订”、“题咏”的文化风尚。李廌此诗正是这一时代思潮的生动写照。 诗歌记述了诗人于登封嵩山峻极院发现一块唐代寺记石钟板（碑刻），因其书法“奇丽”但保存状况堪忧，于是返回城中劝说当地高姓县令将其移至安全处保护的经过。事件本身反映了当时有识文人对散落民间、濒临毁坏的古碑刻的珍视与自觉保护行动。诗中提到的“醴泉贤令”故事，当指此前曾有地方官成功保护昭陵陪葬碑群的事迹，这为诗人的行动提供了先例与信心。整首诗将个人的金石癖好、文人的社会责任与对文化遗产历史命运的思考紧密结合，展现了宋代士大夫阶层深厚的文化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