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台 其三》宋·文天祥

钓台：此处指东汉严子陵隐居垂钓的钓台，位于今浙江桐庐富春江畔，是隐逸的象征。

兴王：指开创基业、振兴国家的君主。

贼乱：指祸乱国家的奸贼、叛乱。

岁寒：语出《论语·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比喻艰难困苦的时局或严峻的考验。

阿瞒：曹操的小名，此处借指篡夺汉室江山的权臣。

移鼎：古代以九鼎象征国家政权，'移鼎'即指篡夺政权、改朝换代。

长鋋：'鋋'同'铤'，指长矛或长枪，代指武器、武力。此处'长鋋'与'渔竿'对举，象征征战杀伐与隐居垂钓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选择。

愧渔竿：面对渔竿（隐逸生活）感到惭愧。表达了在国家危难之际，无法像严子陵那样超然物外，必须承担救国责任的复杂心情。

开创王业的君主从不担忧无法建立功业，祸乱国家的奸贼才是岁末寒冬里常令人忧惧的根源。谁能延缓像曹操那样篡夺政权的黑手？今日手握长矛的我，面对那象征隐逸的渔竿，内心充满了愧疚。

《钓台 其三》是文天祥借咏严子陵钓台以明志的咏史抒怀之作。诗作开篇即以宏阔的历史视角切入，指出真正的威胁并非来自外部功业的难以建立，而是内部奸贼在艰难时局下的祸乱，这实为对南宋末年朝政腐败、内忧外患局面的深刻洞察与尖锐批判。'能缓阿瞒移鼎手'一句，用曹操篡汉的典故，直指南宋面临的亡国危机，表达了诗人欲力挽狂澜却深感无力的悲愤之情。末句'长鋋此日愧渔竿'是全诗情感的核心与升华。'长鋋'与'渔竿'形成强烈意象对比：前者代表浴血奋战、救国于危难的责任，后者象征超然世外、独善其身的隐逸。一个'愧'字，道尽了文天祥在国破家亡之际，内心忠君爱国的儒家士大夫情怀与对个人安宁的向往之间的剧烈冲突。他并非不向往严子陵的逍遥，而是家国责任使其无法心安理得地归隐。这种在愧疚中坚守的抉择，恰恰凸显了其舍生取义的崇高人格与悲剧英雄色彩。全诗语言凝练，用典贴切，在咏史中寄寓现实感慨，在对比中彰显人格力量，是文天祥后期诗歌沉郁悲壮风格的典型体现。

此诗创作于南宋德祐二年（1276年）之后，文天祥在南方坚持抗元斗争的艰难时期。此前，元军已攻破临安，南宋朝廷投降，文天祥于危难中被任命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奉命出使元营谈判被扣，后历经艰险逃脱，至福建、广东等地重组义军，继续抵抗。'钓台'组诗很可能作于他辗转作战、途经或遥想富春江严子陵钓台之时。此时的南宋山河破碎，大势已去，文天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内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与痛苦。严子陵拒绝光武帝征召、隐居富春江的故事，与文天祥当下毁家纾难、以身许国的处境形成鲜明对照。诗中'贼乱常忧在岁寒'既是对历史规律的总结，更是对南宋因内部腐败、奸佞当道而招致亡国命运的血泪控诉。'阿瞒移鼎'之喻，则暗指元朝的入侵如同历史上的篡逆，而自己'长鋋在手'却无力回天。因此，这首诗不仅是凭吊古迹，更是文天祥在生死存亡关头，对自身使命、历史责任与最终抉择的一次深刻剖白与坚定宣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