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炎感事》宋·张元干

建炎：宋高宗赵构的第一个年号（1127-1130年），标志南宋建立初期。

土宇：疆土、国土。

杀气西北来：指金兵从西北方向（中原）入侵。

僭窃：指金人建立伪政权（如伪楚、伪齐），或指其非法占据宋朝领土。

种将军：指北宋名将种师道，曾力主抗金，但未被重用。

用武寨再劫：指在军事要塞（寨）再次击败敌人。

两宫：指被金人掳去的宋徽宗、宋钦宗父子。

真宰：指宋太祖赵匡胤。

八荒：泛指天下。

并州稍稽命：指地方（如并州）稍有违抗命令。

骈头亟膏钺：指（违命者）接连被处死。骈头，并列的人头；膏钺，血染斧钺。

天王狩明越：指宋高宗（天王）南逃至明州（今宁波）、越州（今绍兴）一带。狩，帝王出巡的委婉说法，实为逃亡。

诸镇本藩翰：各地藩镇本应是国家的屏障。

楚破阖城血：指金兵攻破楚州（今江苏淮安），全城流血。

翠舆：皇帝的车驾，代指宋高宗。

蹈海：指逃往海上。

散百司：解散朝廷各机构。

廉陛：朝廷的台阶，代指朝廷的尊严。

肉食：指身居高位、享受厚禄的官员。

检校舆地图：查看地图，意指规划收复失地。

三吴：指江南吴地（今苏南、浙北一带）。

伤弓更心折：比喻受过惊吓的人更加害怕。

建午月：农历五月。

干谒：为谋求官职或利益而拜见权贵。

汪公：可能指汪藻或当时其他正直官员，曾救助作者。

游说情激烈：指（汪公）为作者陈情、辩护，言辞恳切激烈。

行藏：出仕和退隐。

亲养志先决：奉养双亲的志向已先决定（要归隐）。

茅三间：指简陋的茅屋。

衣百结：打满补丁的破衣。

卜邻：选择邻居，意为希望将来再做邻居。

尺书：书信。

天地忽然剧烈震荡，大好河山就此分裂。战争的凶气从西北袭来，留下的祸患是金人的非法窃据。议和是灾祸的根源，割让土地也是重蹈覆辙。倘若当初听从种师道将军的主张，在关隘要塞用兵，再次挫败敌军。不让敌人一匹马逃回，又怎会有两位皇帝被掳去议和的屈辱之说？回想大宋开国之初，太祖皇帝创立了宏伟基业。一统天下囊括八方，接受四方朝拜于宫阙之下。地方稍有违抗命令，便立即被处以极刑。到如今形势为何如此不同？天子竟逃亡到明州、越州。各地藩镇本应是国家的屏障，却像楚州城破那样血流成河。皇帝的车驾想要东巡，逃往海上的计策愈发急切。诏书下达解散百官，恩准他们各自保全妻小家眷。看那朝廷的威严台阶，如今谁还能像往日朝班那样雄壮？那些身居高位的官员只知保全自身，哪里肯为国死节。即便查看地图谋划，又哪里还能看到收复的举措？江南三吴之地民风本就轻浮，经历战祸后更是心惊胆裂。环顾四周都是惊涛骇浪，人们仓皇失措一同悲泣呜咽。值此国家艰危的秋天，我这贫寒士人更显得疏阔笨拙。来年粮价必然更加昂贵，贤愚之人恐怕都难以分辨。我该把家安置在何处？忧患就在这五月时节。不如早早归返故乡故山，哪里还怕路途上的风霜雨雪。我本有意来到这海边，最初并非为了求官干谒。却有人责难我变卖屋产所得的钱财，流言蜚语还在制造灾孽。幸有汪公德行甚为宏大，为我游说陈情言辞激烈。竭力救助我归乡的行装如此贫薄，一洗我内心的愤懑与焦热。像汪公这样急人之难，正如同古代的豪侠。出仕与退隐的道理我已明了，奉养双亲的志向也已先决。去吧，回到我那三间茅屋，不必问是否衣衫褴褛。他日希望能与您择邻而居，今日离别尤其令人惋惜。请允许我以兄长之礼侍奉您，书信往来也不应断绝。

《建炎感事》是南宋初期爱国词人张元干的一首五言古诗，堪称一部浓缩的建炎诗史。全诗以沉痛悲愤的笔调，全面回顾并深刻反思了“靖康之变”后南宋朝廷初立时的混乱、屈辱与危局，展现了诗人深沉的家国情怀与清醒的政治批判意识。 在艺术上，本诗最突出的特点是其史诗性与政论性的结合。诗人从“乾坤震荡”的巨变开篇，以宏大的历史视野，将太祖开国的强盛与高宗南渡的狼狈进行强烈对比，揭示了国势衰微的根源在于朝廷的决策失误（“议和其祸胎”）和文武官员的怯懦自私（“肉食知谋身”）。诗中穿插具体历史事件与人物（如种师道、两宫北狩、楚州城破、高宗蹈海），使批判具有坚实的史实基础，增强了作品的厚重感与说服力。 情感表达上，全诗交织着沉郁悲慨与激越愤懑。对山河破碎的痛心（“四顾皆惊波，苍黄共呜咽”），对统治者懦弱无能的谴责，对士大夫节操沦丧的失望，层层递进，最终在个人遭遇（流言中伤）与友人义举（汪公救助）的对照中，将情感推向复杂的高潮。结尾部分转向个人抉择，表达了在乱世中坚守气节、归隐养亲的决心，于悲愤中透露出一种孤高与疏放，体现了南宋士人在国难当头时的典型心态。 此诗语言质朴劲健，不尚雕琢，以气运词，直抒胸臆，继承了杜甫、白居易等人关注现实、以诗纪史的传统，是研究南宋初年历史与士人心态的珍贵诗篇，也奠定了张元干后期词作中慷慨悲凉风格的基础。

本诗创作于宋高宗建炎年间（1127-1130），正值南宋王朝建立之初，也是其最为动荡危殆的时期。1127年靖康之变，金军攻破汴京，掳走徽、钦二帝，北宋灭亡。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改元建炎，后为避金兵锋芒，一路南逃，经扬州、杭州、明州（今宁波），甚至一度乘船逃往海上，史称“高宗南渡”。朝廷在逃亡中几近瓦解，军纪涣散，各地溃兵流为盗匪，而金兵则持续南侵，江淮地区惨遭蹂躏。 在此背景下，朝廷内部和战之争激烈。以李纲、宗泽为代表的主战派力主恢复，但很快被排挤。高宗及权臣黄潜善、汪伯彦等人倾向于妥协求和，导致战机屡失，形势日益恶化。张元干作为坚定的主战派士人，曾为李纲属官，积极支持抗金。南渡后，他目睹朝廷的懦弱、官僚的腐败和人民的苦难，内心充满悲愤与忧虑。此诗正是他对这段痛史的全面记录与深刻反思。诗中“汪公”的救助，也反映了在当时严酷的政治环境下，正直士人之间相互扶持的情谊。这首诗不仅是个人情感的抒发，更是那个特定历史时代的真实写照，具有极高的历史认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