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事四首丙午冬淮上作 其一》宋·张元幹

国步：国家的命运。步，时运、命运。

天骄：本指匈奴，此处借指金兵。

孟津：古黄河渡口名，在今河南孟津县东北。此处借指中原要地，被金兵占据。

焦劳：焦虑劳苦。

圣主：指宋高宗赵构。

游说：指当时朝中主张与金议和、奔走游说的官员。

奸臣：指秦桧等主和派。

再造：重建国家，指恢复中原、中兴宋室。

重围：指国家面临的严重困境和军事包围。

忌太频：忌讳、担忧太过频繁。指朝廷对主战将领的猜忌和掣肘。

迁客：被贬谪流放之人，此处为诗人自指。

属车尘：皇帝车驾扬起的尘土。属车，帝王出行时的侍从车辆。此处暗指皇帝车驾南逃的狼狈景象。

国家的命运为何如此多灾多难？骄横的金兵已占据了中原要津。唯有圣明的君主在焦虑劳苦，而四处游说的尽是些奸佞之臣。如今谁能担当起复兴国家的重任？朝廷对忠臣的猜忌却太过频繁。寒风吹拂着我这贬谪之客的泪水，让它洒向那帝王车驾扬起的烟尘。

《感事四首丙午冬淮上作 其一》是南宋爱国词人张元幹的一首政治抒情诗，创作于宋高宗绍兴十六年（1146年）冬。全诗以沉痛悲愤的笔调，直指时弊，抒发了对国事日非、奸臣当道的深切忧虑和自身报国无门的悲凉心境。 首联“国步何多难，天骄据孟津”开篇点题，以设问句式发出沉重的历史叩问，将国家危难与金兵占据中原要地的现实并置，奠定了全诗沉郁悲壮的基调。颔联“焦劳唯圣主，游说尽奸臣”形成鲜明对比：一边是君主（或象征性的明君理想）的焦心劳形，另一边却是满朝奸佞的奔走游说。这种对比深刻揭示了南宋朝廷主和派占据上风、忠良受压的政治现实，笔锋犀利，充满讽刺。 颈联“再造今谁力，重围忌太频”由对外部危机的描述转向对内部问题的剖析。诗人发出“谁能力挽狂澜”的诘问，紧接着指出症结所在——朝廷对忠臣良将的猜忌和压制太过频繁。这既是对岳飞等抗金名将遭遇的隐晦反映，也表达了诗人对朝廷自毁长城行为的痛心疾首。尾联“风吹迁客泪，为洒属车尘”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诗人以“迁客”自况，其泪水被风吹向“属车尘”，这一意象组合极具感染力：个人的悲苦泪水与象征皇权流离的车尘混为一体，形象地展现了国破家亡背景下士人的普遍悲剧，情感真挚而意境苍凉。 整首诗语言凝练，感情充沛，体现了张元幹诗歌慷慨悲凉的艺术风格。它不仅是诗人个人情感的抒发，更是那个特定时代爱国士大夫群体心声的集中表达，具有深刻的历史认识价值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本诗创作于宋高宗绍兴十六年（1146年）冬，时值南宋初期，宋金对峙局面基本形成。此前，岳飞被害（1142年），宋金“绍兴和议”已签订数年，南宋朝廷以称臣纳贡换取偏安。主战派备受打压，秦桧专权，政治气氛压抑。 诗人张元幹是一位坚定的主战派人士。他因曾作词赠胡铨（上书请斩秦桧者）而触怒当权者，此前已遭贬斥。此次他行至淮河前线（宋金实际分界线附近），亲眼目睹国土分裂、边防虚实的景象，联想到朝廷的苟安政策和自身的坎坷遭遇，悲愤交加，遂以“感事”为题，创作了这组诗。 “丙午冬淮上作”点明了具体的时间（丙午年冬）和地点（淮河之上）。淮河在当时已成为宋金的界河，此地的风物最易引发诗人的家国之痛和兴亡之慨。这首诗正是在这样的地理与心理双重边界上产生的，是时代悲剧与个人命运交织的产物，深刻反映了南宋初期爱国知识分子在主和派高压政治下的苦闷与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