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吾家：指“在我的家里”，属第一人称自叙。
鸡母：成年母鸡，也即育雏之雌鸡。
乘春：趁着春天。
数子：生了许多雏鸡。
踰六旬：超过六十日，表示幼雏已较成熟。
羽翼成：羽毛与翅膀长成，可独立活动。
再卵：再次下蛋。
逐之使离散：驱赶使其离开而散去。
众雏：多数的小鸡。
一子独恋恋：只有一只雏鸡特别依恋不舍。
恋恋：依依不舍、留恋的样子。
终不移：始终不改变，不肯离开。
母行无险易：母鸡走路很容易，处处都无险难。
唧唧：小鸡的叫声。
卵生：所产之蛋。
窠：鸡窝。
伏窠中宿：趴在窝中休息过夜。
厥子苦无依：那只鸡雏很可怜，没有依托。
攀背：爬附于背上。
忍渴复忘餐：忍住口渴，也把吃饭都忘了。
须臾间：片刻的时间。
其终谅何似：它将来的结局究竟会怎样。
牝牡情：雌雄交替、性情与本能倾向。
膨脝：腹部鼓胀，形容怀育或充实。
渐见东西行：渐渐见它来回左右走动。
朝啄荆草林：清晨在荆草林中啄食。
暮爪污泥深：傍晚爪子深深沾满污泥。
昔时随母意：当年顺着母亲意思行动。
爱雏：爱护雏鸡。
物性乃不常：生物本性并非永恒不变。
物类本无知：万物多依本能而行，不具人类理智。
无知孰责之：若本性如此，何人可加责难。
斯鸡与众异：此鸡与众不同。
天资：先天的性情与素质。
仁孝：仁爱与孝顺。
血毛：血缘与骨肉之亲类比。
万物灵者人：人是有灵性的众生。
少艾与妻子：指幼稚的子女与妻子。
五十慕父母：长期怀念思念父母。
埋子得黄金：源于郭巨埋子后得黄金的典故。
言之泪沾衣：说起时泪湿衣裳。
斯言足自警：这番话足以作自我警戒。
译文
我家有一只母鸡，趁着春天产下了许多鸡雏。小鸡长到六十天以上，羽毛和翅膀都长好了。它的母鸡又要再次下蛋，就把小鸡赶散开去。其余的雏鸡都不再回来，只有一只还紧紧依恋母亲。那只雏鸡总是恋恋不舍，被赶也不肯离开，母鸡走到哪儿它都唧唧地追随。母鸡虽已下了不少蛋，也只是伏在鸡窝里睡歇，那只幼鸡却没有可依靠的地方，只能攀着母鸡的背，好像在悲伤哭泣。它不肯离开母鸡背上一点片刻。看到这一幕时我十分惊异：原来禽类竟也有如此情深。于是我想看看它将来怎样，最终会是什么样子。一天，它终于长大后，才知道母鸡也有雌雄变化和性情转折：肚子渐渐鼓起，行动也变得来回忙碌起来，到处求食，以维持自己的生息。鸡蛋又不断下出来，雏鸡也越来越多，抚养新儿较少费力。清晨在荆草丛里啄食，傍晚时爪子深深染上泥污。往昔是随母的如今却偏向爱雏。雏子本身很可爱，到了老母鸡年岁却还忍心抛弃它吗？这让我感到“生物本性不常”，忍不住叹息。万物本性并无明了的知识，若连无知都不能推责，谁又能定其对错？这只鸡与众不同，似乎天生有些仁爱和孝道；若真天性里就有仁孝，为何变化得如此快？况且禽类本来不具人类之知，血缘何以必能托出道理？人又是最有灵性的生物，怎会不念念不忘父母？少年有妻儿后，我自己也常被事务牵绊而失其真挚。想到“孝”被后世推崇为美德，如虞舜；想到“埋子得黄金”近代也只有郭巨一例可称。古人的高风追随不及，想起之时不禁泪湿衣襟。这些话当自我警醒，于是题作《惜鸡诗》。
赏析
《惜鸡诗》以看似平常的鸡群生活写出极重的伦理力量。开篇不设铺垫，以“吾家有鸡母”为起点，即把视角固定在家庭日常之内，使文本带有纪录性质。它既写“生”与“离”，也写“恋”“依”“弃”，通过一只雏鸡的执拗依恋构成中心叙事张力：母鸡在第一段“逐之使离散”却无法断掉母子纽带，而雏鸡却以行动抵抗、以“唧唧”追随，形成强烈的情感对照。作者并未神化动物，而是从细部动作——“攀背”“不舍须臾”“母伏窠中宿”等——让读者感到一种超越物种的依恋体验。
真正的转折在“其终谅何似”后，“一朝大长成”便揭示性情与责任并非一成不变。诗人并非要歌颂鸡母，而是借其行为变化反问：所谓“仁孝”究竟是本性、习性，还是后天维系？“物性乃不常”一句揭示现实的冷峻：生命在求生与繁衍时常被本能重排，亲情与保护并非永远稳定。全诗中“昔时随母意，今作爱雏心”一转，既点明成长，也点明价值冲突——个体既可从被爱者转为施爱者，但在变化中也可能失去旧恩。
后段的议论把感伤提升为道德省思。“物类本无知，无知孰责之”有一种理性克制，避免以现代道德硬性审判禽性；接着又以“万物灵者人，孝”抬高人类责任，人之为人，在于能否越过本能守住亲亲相护。虞舜、郭巨两处典故并置，不是故作铺张，而是把鸡之异常作为镜子，反衬古今德行之差：先贤可尊，不足以简单复制，只有以当下行动回应“言之泪沾衣”的提醒。诗末“题作惜鸡诗”是作者自我立意的定锚，惜恻之情指向鸡，更指向自己。整首诗的价值正在于：它以一只鸡的短暂生命片段，完成对人之“亲亲敬亲”与“行之不贞”的深沉追问。
创作背景
这首《惜鸡诗》在题材上属于宋代常见的“托物言志”与家训化写作。作品文本未见明确作者署名，语言朴实、情节具体，像是来源于作者日常养鸡观察的记录后再加以发问。宋代社会重视儒家家庭伦理，尤其孝道与亲情观念在士人话语中极为突出，这种价值观常被引入世俗题材，借小事抒大义。诗中既有叙事细节（鸡雏、鸡窝、啄食、求食、晨暮动向），也有哲理议论（物性、天资、孝道），并借虞舜、郭巨等传统文化符号加强劝诫力度，体现宋代文章兼顾“写实+警诫”的审美取向。它不追求宏大历史题材，而以家庭小景引发心性反观，反映宋代文人将个人道德修养与日常生活伦理结合的一种写作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