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郭》宋·王安石

李郭：指东汉末年的名士李膺（字元礼）和郭泰（字林宗）。二人皆为当时士人领袖，交情深厚，并称“李郭”。

元礼祸成钩党后：指李膺在“党锢之祸”中遇害。钩党，指被指为结党营私的党人。东汉桓帝、灵帝时期，宦官专权，以“党人”罪名禁锢、诛杀士大夫，史称“党锢之祸”。李膺是主要受害者之一。

林宗身免闭门时：指郭泰在党锢之祸中得以幸免，选择闭门隐居，教授生徒。郭泰虽为士林所重，但善于审时度势，不危言耸论，故未遭大难。

死非不智：李膺选择直面抗争而死，并非不明智。

生非怯：郭泰选择保全性命、隐居避祸，也并非胆怯。

同室乡邻各有宜：同处一室（指同一时代、同一政治环境）的乡邻（指李膺和郭泰），各自选择了最适合自己的处世方式。宜，适宜，合适。

李膺（元礼）在党锢之祸中惨遭杀害，郭泰（林宗）却得以保全性命，闭门隐居。李膺的赴死不意味着不明智，郭泰的求生也并非出于胆怯，身处同一乱世的两位贤士，不过是各自选择了最适合自己的道路罢了。

王安石这首《李郭》是一首典型的咏史怀古诗，借东汉末年“党锢之祸”中李膺与郭泰两位名士的不同命运，抒发了作者对士人出处进退这一永恒命题的深刻思考。全诗语言凝练，对比鲜明，立意高远。 首二句“元礼祸成钩党后，林宗身免闭门时”，以简洁的笔法勾勒出两位历史人物的命运分野：李膺因直言抗争而罹祸，郭泰因明哲保身而幸存。这一生死对比构成了全诗论述的基础。 后二句“死非不智生非怯，同室乡邻各有宜”，是全诗的点睛之笔，也是王安石史识与哲思的集中体现。作者跳出传统道德评价中“忠烈”与“隐逸”的简单二元对立，提出了一个更具包容性与辩证色彩的见解：李膺的舍生取义是出于对道义的坚守，并非不智；郭泰的全身远害是审时度势后的选择，亦非怯懦。他们如同“同室乡邻”，在相同的时代困境中，依据个人的性情、理念与判断，选择了不同的生存策略，而这些选择本身并无绝对的高下对错之分，关键在于是否“有宜”——即是否适合自己，符合时势与内心的平衡。 这首诗体现了王安石作为政治改革家与思想家的复杂心态。一方面，他敬佩李膺那样勇于担当、不惜以身殉道的士人精神；另一方面，他也理解并尊重郭泰那种通权达变、注重实效的生存智慧。这种对历史人物命运多元化的解读，超越了简单的道德评判，展现了宋代士人理性、思辨的史学观与人生观，具有深刻的哲理意味。

此诗创作于北宋中期，作者王安石身历仁宗、英宗、神宗三朝，正处于一场深刻的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前夜。王安石本人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勇气推行变法，其政治生涯充满争议与斗争，对士大夫在复杂政局中的处境与选择有着切身的体会。 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是士大夫集团与宦官集团激烈冲突的悲剧，李膺与郭泰作为当时清流领袖的代表，其不同的人生结局历来是后世文人讨论的焦点。王安石借古喻今，通过评述李、郭，实际上是在思考自己以及同时代士人面临的政治抉择：是像李膺那样激流勇进、不计生死地推行理想（如同他自己的变法），还是像郭泰那样韬光养晦、等待时机？诗中“各有宜”的论断，既是对历史的理解，也隐约透露出作者在现实政治压力下的一种自我宽慰与复杂心绪，反映了宋代士人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与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对个人价值实现与生存策略的深沉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