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影响
韩定辞作为晚唐地方文官的代表，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展现了唐代地方官员的文化素养水平，证明即使在外地州郡，官员仍保持着较高的文学修养；二是他与马彧的交流典故成为唐代文人雅士交往的典型范例，被《北梦琐言》等文献记载并流传后世；三是他的存在丰富了我们对唐代基层文人官员群体的认识，为研究唐代地方文化生态提供了重要案例。虽然影响力不及一流大家，但作为文化传承者，他的故事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
晚唐深州官员 • 博学诗人
「深州犹记木兰堂」——韩定辞，唐代深州官员、诗人，以博学多才著称。他在唐昭宗时期担任深州功曹参军、检校尚书祠部郎中，以其渊博学识和文学造诣闻名于世。韩定辞与马彧的诗词唱和典故被记载于《北梦琐言》中，展现了唐代文人间的雅致交流，其作品虽多散佚，但在文学史上留下了独特印记。
韩定辞，唐代深州（今河北深县）人，生活于唐末昭宗时期（889-904年），曾任深州功曹参军、检校尚书祠部郎中。他以博学多识、文采斐然而闻名，尤其擅长诗文创作。韩定辞最为人称道的是他与马彧的文学交流典故：当马彧以「木兰堂」为题试探其学识时，韩定辞不仅准确引用陆机、谢朓的典故回应，更即兴赋诗「深州犹记木兰堂」，展现其深厚的文学功底和机敏才思。这一轶事被孙光宪收录于《北梦琐言》卷六，成为唐代文人雅士交流的典型范例。虽然他的大部分作品已散佚，但通过现存文献记载，仍可窥见其作为晚唐地方文官的学术修养和文学成就，反映了唐代基层官员的文化素养水平。
韩定辞作为晚唐地方文官的代表，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展现了唐代地方官员的文化素养水平，证明即使在外地州郡，官员仍保持着较高的文学修养；二是他与马彧的交流典故成为唐代文人雅士交往的典型范例，被《北梦琐言》等文献记载并流传后世；三是他的存在丰富了我们对唐代基层文人官员群体的认识，为研究唐代地方文化生态提供了重要案例。虽然影响力不及一流大家，但作为文化传承者，他的故事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
韩定辞的主要成就体现在文学和学术领域。作为地方官员，他将文化修养融入政务实践，代表了唐代基层官吏的文人化特征。他的最大成就在于与马彧的诗文对话中展现的博学多识，能够熟练引用《诗经》、《文选》等经典文献，并即兴创作应对诗句。这种学识不仅体现个人修养，更反映了唐代科举制度下官员的文化素质。他的文学创作虽大多失传，但通过《全唐诗》等文献保留的零星诗句，仍可见其文学才华。
韩定辞的具体生卒年已不可考，主要活动于唐昭宗时期（889-904年）。他出身深州，在地方仕途上担任深州功曹参军，后获检校尚书祠部郎中的官职。作为地方官员，他不仅处理政务，更以学者和诗人的身份活跃于文坛。他与镇州节度使王镕的幕僚马彧的交往尤为著名，两人通过诗词唱和展现了唐代文人的学识与机智。虽然正史无传，但通过《北梦琐言》等笔记小说的记载，我们得以了解这位博学官员的生平片段。
历史上对韩定辞的评价主要基于《北梦琐言》的记载，孙光宪称其「深有学类」，称赞他的博学多识和机敏应对。后世学者通过这一记载，普遍认为他是晚唐时期有代表性的文人官员，虽非文坛巨擘，但体现了唐代基层官吏的文化素养。现代研究者认为，韩定辞的故事反映了唐代文人重视经典学习、善于引经据典的特点，是了解唐代地方文化生活的珍贵素材。他的形象被塑造为博学机智的地方学者型官员。
韩定辞最著名的轶事记载于《北梦琐言》。当他作为深州使者访问镇州时，镇州节度使王镕的幕僚马彧有意试探其学识，问及「木兰堂」的典故。韩定辞从容应答，先引用陆机「父兮儿寒，母兮儿饥」的诗句，又引用谢朓「木兰堂」的典故，表明自己深知此典出自《木兰歌》。更令人称道的是，他即兴赋诗「深州犹记木兰堂」，以「木」对「兰」，展现巧思。马彧又问他「罘罳」的含义，他准确解释为「复思」，并引《礼记》《汉书》为证，令马彧叹服。这一典故生动展现了唐代文人的学识较量与雅致交流。
马彧：镇州节度使王镕幕僚，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