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举措
裴延龄的主要为政举措集中在财政领域。他推行了一系列聚敛政策，包括增加各种税收项目，提高税率，加强税收征收力度。他建立了严格的财政考核制度，对地方官员实行高压政策，强迫他们完成税收任务。他还创建了“羡余”制度，要求地方将超额完成的税收上缴中央，这导致地方官员不得不加重盘剥百姓。在财务管理上，他通过做假账、虚报收入等手段制造政绩，欺骗皇帝。他还善于利用德宗的心理，经常奏报一些“意外发现”的财富来显示自己的能力。
唐朝中期奸臣 • 聚敛之臣
“以苛刻剥下附上为功”的裴延龄是唐德宗时期著名的奸佞之臣。河东闻喜人，历任膳部员外郎、集贤院直学士、司农少卿等职。他以善于搜刮民财、迎合上意而得到德宗宠信，主管财政期间虚报政绩、欺上瞒下，虽增加国库收入却加重百姓负担。其奸诈行为遭到陆贽等正直大臣的激烈反对，但因德宗宠信而始终得势，成为唐朝中期政治腐败的代表人物之一。
裴延龄（728年－796年），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唐朝中期著名奸臣。出身河东裴氏，早年历任膳部员外郎、集贤院直学士等职。贞元八年（792年）任司农少卿，主管度支事务，成为唐德宗时期重要的财政官员。裴延龄以善于聚敛财富而得到德宗宠信，他通过增加税收、虚报财政收入、欺瞒皇帝等手段博取信任。在任期间，他声称在粪土中发现十三万两银子，在染织品中发现百万匹丝绸，这些荒诞的奏报却被德宗相信。其行为遭到陆贽、赵憬等正直大臣的强烈反对，陆贽曾上《论裴延龄奸蠹书》揭露其罪行，但德宗反而贬斥陆贽。裴延龄的聚敛政策虽然短期内增加了国库收入，但长期加重了百姓负担，加速了唐朝中期的社会矛盾。他于贞元十二年（796年）去世，死后赠太子少保。
裴延龄的主要为政举措集中在财政领域。他推行了一系列聚敛政策，包括增加各种税收项目，提高税率，加强税收征收力度。他建立了严格的财政考核制度，对地方官员实行高压政策，强迫他们完成税收任务。他还创建了“羡余”制度，要求地方将超额完成的税收上缴中央，这导致地方官员不得不加重盘剥百姓。在财务管理上，他通过做假账、虚报收入等手段制造政绩，欺骗皇帝。他还善于利用德宗的心理，经常奏报一些“意外发现”的财富来显示自己的能力。
裴延龄的政治行为对唐朝中期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聚敛政策虽然短期内充实了国库，但长期加剧了社会矛盾，使本已困难的民生更加困苦。他的得宠标志着唐德宗朝政治的腐败化，正直大臣如陆贽等被排挤出朝廷，朝政被奸佞之臣把持。裴延龄的成功也开创了一个恶劣的先例，后来许多官员效仿其欺瞒皇帝、虚报政绩的做法，导致唐朝政治风气的进一步败坏。他的行为加速了唐朝中期的衰落进程，为后来的政治危机埋下了伏笔。
裴延龄的主要“成就”体现在财政聚敛方面。他主管度支期间，通过增加税收、严苛征收、虚报财政收入等手段，短期内确实增加了国库收入，满足了唐德宗对财政的需求。他创建了各种名目的税收项目，加强对地方财政的控制，建立了一套高效的税收征收体系。但这些成就的代价是加重了百姓负担，破坏了社会经济基础。他还善于玩弄数字游戏，通过做假账、虚报政绩来博取皇帝欢心，开创了唐朝中期奸臣欺上瞒下的先例。
裴延龄生于唐玄宗开元十六年（728年），出身著名的河东裴氏家族。早年经历不详，德宗贞元年间开始崭露头角。贞元八年（792年）被任命为司农少卿，主管度支事务，开始掌握财政大权。他利用德宗急于充实国库的心理，采取各种手段增加财政收入，包括增加税收、虚报政绩等。贞元九年（793年），他奏称在粪土中发现十三万两银子，在染织品中发现百万匹丝绸，这些明显荒诞的奏报却得到德宗信任。贞元十年（794年），陆贽上《论裴延龄奸蠹书》激烈抨击其罪行，但德宗反而将陆贽贬官。裴延龄一直得宠直到贞元十二年（796年）去世，赠太子少保。
历史上对裴延龄的评价极为负面。《旧唐书》将其列入奸臣传，称他“以苛刻剥下附上为功”。《新唐书》也批评他“奸佞得君”。同时代的陆贽在《论裴延龄奸蠹书》中痛斥他“公欺圣明，妄奏诡谲”，是“天下之人，同嫉共怒”的奸臣。后世史家普遍认为他是唐朝中期政治腐败的代表人物，其欺上瞒下、聚敛无度的行为是导致唐朝中期衰落的重要因素之一。
裴延龄最著名的轶事是他奏报在粪土中发现十三万两银子的荒唐事。据记载，他为了博取德宗欢心，奏称在清理粪土时意外发现大量银子，实际上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另一个著名事件是他奏报在染织品库中发现百万匹丝绸，而这些所谓的“发现”实际上是通过做假账、重复计算等手段制造出来的虚假政绩。还有记载称，他经常在奏章中使用荒诞不经的数字来显示自己的“政绩”，如声称通过精打细算节省了巨额开支等，这些都被正直大臣揭露是欺骗行为。
唐德宗李适：唐朝第九位皇帝，重用裴延龄进行财政聚敛
陆贽：唐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曾上疏激烈抨击裴延龄
赵憬：唐朝大臣，与陆贽一同反对裴延龄
李实：唐朝奸臣，与裴延龄同为德宗时期聚敛之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