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举措
汪伯彦的主要为政举措包括：在军事上主张避战南迁，反对主动抗金；在政治上排挤主战派官员，重用投降派势力；在外交上主张对金妥协，反对收复失地；在内政上结党营私，把持朝政。具体措施包括：建炎元年反对李纲的抗金建议；建炎二年阻挠宗泽的北伐计划；推动朝廷南迁扬州；压制军民抗金情绪；专权跋扈，排斥异己。这些举措大多以保全个人权位为目的，缺乏长远治国考量。
南宋初年奸相 • 主和派代表人物
「但知承平时事，而不知有艰难；但知为身谋，而不知为国计。」汪伯彦（1069-1141），字廷俊，徽州祁门人，南宋初年宰相。靖康之变后与黄潜善同为主和派核心人物，排挤抗金名将李纲、宗泽，主张南逃避战。建炎二年任右相，专权误国，导致南宋初期抗金形势恶化。其畏敌如虎、结党营私的行为备受诟病，最终被弹劾罢相，成为南宋初期投降派的典型代表。
汪伯彦（1069-1141），字廷俊，徽州祁门（今属安徽）人，南宋初年重要政治人物。元符三年进士及第，靖康元年任相州知州时，因接待当时还是康王的赵构而获得赏识。南宋建立后，任知枢密院事，与黄潜善同为主和派代表人物。建炎二年十二月拜右相，主张避战南迁，排挤抗金将领李纲、宗泽等人，导致南宋初期抗金形势急剧恶化。任相期间专权跋扈，结党营私，对金军采取妥协退让政策。建炎三年扬州失守后，因军民愤慨被罢相，后屡遭弹劾。绍兴初年曾短暂起复，但终因声名狼藉未能再掌大权。汪伯彦作为南宋初期投降派的代表，其政治决策对南宋偏安格局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历史上多以负面形象出现。
汪伯彦的主要为政举措包括：在军事上主张避战南迁，反对主动抗金；在政治上排挤主战派官员，重用投降派势力；在外交上主张对金妥协，反对收复失地；在内政上结党营私，把持朝政。具体措施包括：建炎元年反对李纲的抗金建议；建炎二年阻挠宗泽的北伐计划；推动朝廷南迁扬州；压制军民抗金情绪；专权跋扈，排斥异己。这些举措大多以保全个人权位为目的，缺乏长远治国考量。
汪伯彦的政治决策对南宋初期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一，他主导的避战政策导致中原地区迅速沦陷，抗金形势恶化；其二，排挤李纲、宗泽等抗金将领，削弱了南宋的军事力量；其三，其投降主义路线影响了南宋初期的对外政策取向；其四，与黄潜善的专权统治加剧了南宋初期的政治腐败；其五，其所作所为成为后世批判奸臣误国的典型案例。汪伯彦与秦桧、黄潜善等人共同构成了南宋投降派的政治谱系。
汪伯彦的主要"成就"体现在政治投机和权术运作方面：首先，他在相州任上成功获得赵构信任，为日后仕途奠定基础；其次，在南宋初建时期迅速跻身权力核心，与黄潜善共同把持朝政；第三，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投降派政治体系，排挤主战派势力；第四，推动南宋朝廷南迁避战的政策，虽然此举备受争议，但客观上影响了南宋定都临安的格局。这些"成就"更多体现了其政治手腕而非治国才能。
汪伯彦于北宋熙宁二年（1069年）生于徽州祁门，元符三年（1100年）中进士。靖康元年（1125年）任相州知州时，适逢康王赵构出使金营途经相州，汪伯彦盛情接待，由此获得赵构信任。靖康之变后，汪伯彦拥护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商丘）即位，建立南宋，被任命为知枢密院事。建炎二年（1128年）十二月拜右相，与左相黄潜善把持朝政，力主南逃避战，排挤抗金派官员。建炎三年（1129年）二月，因扬州失守、军民死伤惨重而被罢相。后虽曾短暂起复，但终因声名狼藉未能重返权力中心。绍兴十一年（1141年）去世。
历史上对汪伯彦的评价普遍负面。《宋史》将其列入《奸臣传》，评其"但知承平时事，而不知有艰难；但知为身谋，而不知为国计"。元代史学家脱脱评价："潜善、伯彦终以误国得罪。"明代王夫之在《宋论》中批评其"畏敌如虎，视民如草"。清代赵翼称其"庸懦无能，专以逢迎为事"。只有极少数评价认为其在维持南宋政权生存方面有一定作用，但主流历史观点均将其视为误国奸臣。
汪伯彦最为著名的轶事是其在相州接待康王赵构的经历。据《宋史》记载，当时赵构出使金营返回途中经过相州，汪伯彦不仅盛情款待，还亲自率兵护送，由此深得赵构赏识。另一个典故是"汪黄误国"，汪伯彦与黄潜善并称，成为南宋初年奸相的代表。还有记载称其在扬州失守时，不顾军民安危率先逃命，导致"扬州十日"惨剧。这些典故都成为后世批判其人格的重要依据。
黄潜善：同为南宋初年宰相，主和派核心人物
李纲：南宋初年抗金派领袖，曾任宰相
宗泽：南宋初年名将，开封留守
宋高宗赵构：南宋开国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