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影响
安惇的政治活动对北宋后期政局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他推动的编类章疏和立党人碑的做法，使得北宋党争从政策分歧彻底演变为人身迫害，破坏了士大夫政治的基本伦理；其次，这种系统性的政治清算加剧了朝廷的内耗，削弱了北宋应对外患的能力；第三，安惇与蔡京等人的合作，标志着北宋官僚体系中投机分子和权术家的得势，加速了吏治的腐败；最后，他的所作所为为后世提供了负面典型，《宋史》将其列入奸臣传，成为士大夫道德反面的教材。
北宋后期御史 • 蔡京党羽 • 元祐党人迫害者
「善伺人主意，专以诋诬报复为事」——安惇是北宋后期著名的奸佞之臣。字处厚，广安军人，进士出身。在宋哲宗、徽宗时期依附章惇、蔡京等权臣，官至御史中丞。他积极参与对元祐党人的迫害，主持编类元祐臣僚章疏，罗织罪名陷害司马光、吕公著等旧党官员。其人以善于揣摩上意、阿谀奉承著称，在《宋史》中被列入奸臣传，成为北宋党争中保守派打击异己的代表人物。
安惇（1042-1105），字处厚，广安军（今四川广安）人，北宋后期政治人物。熙宁年间进士及第，初任成都府教授，后历任监察御史、右司谏、御史中丞等职。安惇政治生涯的最大特点是依附权臣，先后投靠章惇、蔡京，成为新党打击元祐党人的重要打手。元符年间，他受命编类元祐臣僚章疏，系统性地搜集、整理旧党官员的奏疏言论，从中寻找「罪证」，导致大批官员被贬谪流放。徽宗即位后，安惇一度因言官弹劾被贬，但很快又凭借与蔡京的关系重回朝廷，继续参与朝政。他在御史台任职期间，以苛刻深文著称，善于罗织罪名，深得当时执政者赏识。《宋史》将其列入奸臣传，评价其「善伺人主意，专以诋诬报复为事」，是北宋党争恶化时期士大夫道德堕落的典型代表。
安惇的政治活动对北宋后期政局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他推动的编类章疏和立党人碑的做法，使得北宋党争从政策分歧彻底演变为人身迫害，破坏了士大夫政治的基本伦理；其次，这种系统性的政治清算加剧了朝廷的内耗，削弱了北宋应对外患的能力；第三，安惇与蔡京等人的合作，标志着北宋官僚体系中投机分子和权术家的得势，加速了吏治的腐败；最后，他的所作所为为后世提供了负面典型，《宋史》将其列入奸臣传，成为士大夫道德反面的教材。
安惇的所谓「成就」主要体现在政治斗争领域：一是成功编类元祐臣僚章疏，将元祐党人的奏疏系统整理分类，为新党提供打击政敌的「证据」，这项工作历时两年，涉及数百名官员；二是在御史台任内弹劾大批元祐旧臣，包括司马光、吕公著等已故重臣也未能幸免，甚至建议掘墓鞭尸；三是参与制定元祐党人碑，将309人列为奸党，刻石立碑于全国各州县，开创了中国古代政治迫害的新形式。这些「成就」虽然为当时执政者所赞赏，但被后世史家视为政治黑暗的表现。
安惇生于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熙宁年间考中进士，初任成都府教授。哲宗元祐时期并未显达，绍圣元年（1094年）章惇为相后，安惇被提拔为监察御史，开始进入权力核心。他积极附和章惇推翻元祐更化的政策，元符元年（1098年）奉命编类元祐臣僚章疏，系统审查旧党官员奏章，罗织罪名。因「功」迁右司谏，后历任中书舍人、御史中丞。徽宗初立时曾短暂失势，但崇宁元年（1102年）蔡京为相后再度被起用，参与定策籍党人碑。崇宁四年（1105年）卒，结束其充满争议的政治生涯。
历史上对安惇的评价高度一致地负面。《宋史·奸臣传》称其「善伺人主意，专以诋诬报复为事」，明确将其定性为奸臣。同时代人多批评他「揣摩上意」、「深文周纳」，如苏轼曾讥讽其「可谓亶聪（善听）乎」。南宋朱熹评价北宋党争时，将安惇与蔡确、章惇、蔡京并列为导致国家衰败的奸佞之臣。明代王夫之在《宋论》中批评安惇等人「以罗织为能事，失士大夫体」。唯一肯定的声音来自当时执政的新党，章惇称赞他「敏于吏事」，蔡京重用他「熟悉旧事」，但这些评价多出于政治需要，而非对其人品的认可。
安惇最著名的轶事是关于他编类章疏时的表现。据记载，他在审阅元祐党人奏疏时极其苛刻，经常断章取义，甚至篡改原文以罗织罪名。有一次他发现某官员奏疏中有「天下治乱」四字，立即批注：「此谓熙丰之政致乱也」，实际上原文上下文是讨论历史规律。还有一则轶事：当安惇建议发掘司马光坟墓时，连章惇都觉得过分而未采纳，可见其手段之极端。另据笔记记载，安惇虽苛刻待人，却十分迷信，晚年经常请教道士寻求延寿之法，反映其内心的不安。
章惇：北宋宰相，新党领袖，安惇的主要提拔者
蔡京：北宋权相，安惇后期的主要合作者
司马光：元祐党人领袖，安惇重点打击对象
苏轼：元祐党人重要成员，曾批评安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