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举措
申时行执政以‘安静’、‘宽大’为原则。在政治上主张‘君臣一体’，调和皇帝与文官集团的矛盾；减少苛政，放宽言路，但避免激烈改革。在经济上维持既定政策，重视民生，减免部分地区赋税。在人事上任用贤能，但不结党营私，保持中立立场。在处理蒙古关系上延续和平政策，维护边境稳定。其执政风格被称为‘调停之术’，在矛盾中寻求平衡点。
明朝万历年间内阁首辅 • 太平宰相
‘以柔道御天下，务为简易’，申时行是明代万历年间著名政治家，官至内阁首辅。字汝默，号瑶泉，苏州长洲人。嘉靖四十一年状元，历官翰林院修撰、礼部尚书、吏部尚书，万历十一年至十九年任内阁首辅。为政主张宽大平和，调和帝后矛盾，缓解朝廷党争，维持了万历中期的政治稳定。其执政风格以‘调停’著称，虽被批评为‘首鼠两端’，但在复杂政治环境中维持了朝局平衡。
申时行（1535-1614），字汝默，号瑶泉，南直隶苏州府长洲县（今江苏苏州）人。明朝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历官左庶子、礼部尚书、吏部尚书，万历十一年（1583年）出任内阁首辅，直至万历十九年（1591年）致仕。作为万历中期的核心政治家，申时行以‘宽平执政’为方针，在张居正改革后采取调和策略，缓解君臣矛盾，平衡朝中各派势力。他主张‘安静守成’，减少变革，维持政局稳定。在处理国本之争中，试图调和神宗与群臣的矛盾，但最终因立太子事被迫辞官。晚年居苏州，著述自娱，有《赐闲堂集》等著作传世。其执政时期被称为‘万历中兴’的延续阶段，为明朝维持了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
申时行执政以‘安静’、‘宽大’为原则。在政治上主张‘君臣一体’，调和皇帝与文官集团的矛盾；减少苛政，放宽言路，但避免激烈改革。在经济上维持既定政策，重视民生，减免部分地区赋税。在人事上任用贤能，但不结党营私，保持中立立场。在处理蒙古关系上延续和平政策，维护边境稳定。其执政风格被称为‘调停之术’，在矛盾中寻求平衡点。
申时行的主要成就在于维持了万历中期的政治稳定。他在张居正激进改革后采取缓和政策，减少朝廷内部的对抗情绪。完善科举制度，重视人才培养；整顿吏治，但不采取激烈手段。在经济上维持张居正改革的部分成果，如一条鞭法继续推行。在边防上维持与蒙古的和平关系，延续隆庆和议后的边境安定。其最大贡献是在复杂政治环境中保持了朝廷的正常运转，为万历中兴的延续提供了政治保障。
申时行生于嘉靖十四年（1535年），幼年聪颖，28岁中状元，从此步入仕途。早期任职翰林院，深受张居正赏识。万历六年任吏部侍郎，十年升礼部尚书，十一年入阁参政。张居正去世后，朝局动荡，申时行以温和姿态继任首辅，采取与张居正截然不同的执政风格。任内调和皇帝与言官的矛盾，缓解因张居正改革带来的政治紧张。万历十八年因国本之争逐渐失势，次年被迫辞官归里。晚年隐居苏州三十余年，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去世，赠太师，谥文定。
申时行执政时期是明代政治转型的重要阶段。他成功实现了从张居正激进改革到常规治理的平稳过渡，维持了万历中期的社会稳定。其调和政治理念影响了后来的内阁首辅，如王锡爵、叶向高等人都受其影响。但另一方面，其柔性的执政风格也被认为助长了万历后期的政治懈怠，为明末党争埋下伏笔。作为状元宰相，其生平反映了明代科举制度下人材选拔的成功案例。
历史上对申时行的评价存在分歧。正面认为他‘老成持重’、‘保全善类’，在复杂政局中维持了国家稳定，《明史》称其‘蕴藉不立崖异’。反面批评他‘首鼠两端’、‘柔懦无为’，特别是在国本之争中未能坚持原则。但整体而言，他被视为一个务实政治家，在张居正改革后成功实现了政策软着陆，为明朝延续了中兴局面。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对其有深入分析，认为他代表了明代文官体系中的调和派。
申时行著有《赐闲堂集》40卷，收录其诗文奏疏，是研究万历政治的重要史料。另有《书经讲义会编》12卷，反映其经学思想。其奏疏多收录于《明经世文编》中。在任期间主持编纂《大明会典》重修工作，对明代典章制度整理有重要贡献。其文章风格平实流畅，内容多涉及时政得失，具有较高史料价值。
申时行状元及第有一段佳话：原拟状元为另一人，但因其试卷有错字，申时行因书法工整、文采斐然被擢为第一。任首辅期间，以‘太平宰相’自许，常言‘吾但欲为太平宰相耳’。致仕归乡后，苏州人称其宅第为‘申衙前’，成为地方名胜。与王锡爵、许国等江南籍官员交往密切，形成江南文官群体。晚年虽远离政治，但仍关心地方事务，为苏州文化建设做出贡献。
申某：商人
高拱：科举座师，隆庆朝首辅
王锡爵：内阁同僚，万历朝首辅
海瑞：著名清官，政见不同
王世贞：明代文坛领袖，文学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