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影响
高得旸作为明初重要文臣，对明代文化发展产生了多方面影响。他参与编纂的《永乐大典》保存了大量古代文献，对后世学术研究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在文学方面，他的创作实践为明代台阁体诗文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影响了后来的馆阁文人。作为“东南五才子”之一，他代表了明初江浙文人的文学成就，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流融合。
明代永乐年间官员 • 博学诗人 • 翰林院编修
“文章典雅，诗律浑成”——高得旸，字孟升，浙江钱塘人，明代永乐年间著名文臣。洪武年间以文学荐，永乐初年任翰林院侍讲，参与编纂《永乐大典》。其诗文典雅流畅，尤工近体，与王偁、王洪等并称“东南五才子”，在明初文坛享有盛誉。
高得旸（1352-1420），字孟升，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明代永乐年间著名文学家、官员。洪武年间以文学才华被荐举，建文年间任宗州学正。永乐初年，因大学士解缙推荐，授翰林院侍讲，与王偁、王洪、王璲、王进并称“东南五才子”。永乐元年（1403年）参与编纂《永乐大典》，任副总裁官，为这部旷世巨著的成书做出重要贡献。高得旸博学多才，诗文俱佳，尤工近体诗，风格典雅浑成。其文章也被誉为“典雅有法”。晚年官至春坊司直郎，永乐十八年卒于官。著有《节庵集》八卷及《拾遗》一卷，现存诗作多见于《列朝诗集》等总集。作为明初重要文臣，高得旸在文化建设和文学创作方面都有显著成就。
高得旸作为明初重要文臣，对明代文化发展产生了多方面影响。他参与编纂的《永乐大典》保存了大量古代文献，对后世学术研究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在文学方面，他的创作实践为明代台阁体诗文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影响了后来的馆阁文人。作为“东南五才子”之一，他代表了明初江浙文人的文学成就，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流融合。
高得旸的主要成就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永乐大典》的副总裁官，为这部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式的类书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参与制定编纂体例，组织文献搜集，审阅大量稿件，确保了《永乐大典》的学术质量。二是在文学创作方面，他的诗歌作品在当时享有很高声誉，尤以近体诗见长，风格典雅浑成，体现了明初台阁体的特点。其文章也被誉为“典雅有法”，是明初重要文学家之一。
高得旸生于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早年以文学才华闻名乡里。明朝建立后，在洪武年间被荐举入仕。建文年间担任宗州学正，从事教育工作。永乐初年，因大学士解缙赏识其才华，推荐入翰林院，任侍讲学士。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朱棣下令编纂《永乐大典》，高得旸被任命为副总裁官，与总裁解缙、副总裁曾棨等共同负责这一浩大工程。在编纂过程中，他展现了卓越的学识和组织能力。晚年升任春坊司直郎，继续从事文书工作。永乐十八年（1420年）卒于任上，享年六十九岁。
明清两代对高得旸的评价普遍较高。《明史》虽未为其单独立传，但在相关记载中肯定其文学才能。明代文学家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称赞其诗“律度严整”。清初钱谦益编纂《列朝诗集》时，收录其诗作并给予积极评价。同时代文人如解缙、杨士奇等都对其文学造诣表示赞赏。总体而言，高得旸被后世视为明初重要的馆阁文人代表，其文学成就和学术贡献得到公认。
虽然高得旸没有专门的纪念馆或遗迹保存至今，但他的文学遗产通过《列朝诗集》等文献得以传承。在杭州地方志中，有其生平记载，作为钱塘名人的代表之一。在明代文学研究领域，高得旸作为“东南五才子”和台阁体文人代表，受到学术界的持续关注。其参与编纂的《永乐大典》更是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现存残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
高得旸著有《节庵集》八卷及《拾遗》一卷，但原集已散佚不全。现存诗作主要见于《列朝诗集》、《明诗综》等总集。《列朝诗集》收录其诗十余首，包括《题吴教授所藏黄大痴画松江送别图》、《吴下咏怀》等代表作。这些作品体现了其诗律浑成、典雅流畅的特点。此外，在《永乐大典》的凡例、序言等文献中，也保留了他参与编纂工作的相关记载。明代杨士奇的《东里文集》、解缙的《文毅集》中都有与高得旸交往的记录。
解缙：大学士，《永乐大典》总裁，高得旸的推荐者和上司
曾棨：《永乐大典》副总裁，与高得旸共同负责编纂工作
王偁：东南五才子之一，与高得旸齐名的文人
王洪：东南五才子之一，永乐年间著名文人
王璲：东南五才子之一，擅长诗文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