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影响
李元若的影响主要局限于其任职地和家乡。在邵武，他通过公正的司法审判，树立了官府的公信力，安抚了民心，其“青天”的形象在当地民间留下了长久的美好记忆，成为良吏的典范。在故乡鄞县，他作为一位致仕的官员和学者，通过兴教办学、提携后进，影响了当地的一代学子，促进了地方文化的发展。他的生平事迹也被记载在《浙江通志》、《宁波府志》和《鄞县志》等地方志中，成为后世了解明代地方官员风貌的一个具体案例。
明代地方官员 • 勤政爱民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李元若的为政理念。明代万历年间官员，浙江鄞县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进士。历任福建邵武府推官、南京户部主事等职。在任期间以清廉正直、勤政爱民著称，尤其擅长断案，明察秋毫，为民申冤，深受当地百姓爱戴。后因不满朝政腐败，辞官归隐，致力于地方教育和文化事业，为乡里所敬重。
李元若，明代万历年间官员，浙江鄞县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中进士，步入仕途。初任福建邵武府推官，主管一府刑狱。在任期间，以明察秋毫、断案公正而闻名，平反多起冤狱，被百姓誉为“李青天”。后升任南京户部主事，管理财政事务，依然保持清廉本色。然而，面对晚明日益腐败的朝政和宦官专权的局面，李元若深感无力回天，最终选择辞官归隐，回到故乡鄞县。归隐后，他并非完全置身事外，而是积极投身于地方事务，兴办教育，资助贫寒学子，编修地方志书，为家乡的文化和教育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一生体现了传统儒家士大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理想情操，是明代中后期一位颇具代表性的正直官员和地方贤达。
李元若的影响主要局限于其任职地和家乡。在邵武，他通过公正的司法审判，树立了官府的公信力，安抚了民心，其“青天”的形象在当地民间留下了长久的美好记忆，成为良吏的典范。在故乡鄞县，他作为一位致仕的官员和学者，通过兴教办学、提携后进，影响了当地的一代学子，促进了地方文化的发展。他的生平事迹也被记载在《浙江通志》、《宁波府志》和《鄞县志》等地方志中，成为后世了解明代地方官员风貌的一个具体案例。
李元若的主要成就体现在地方治理和司法实践上。作为邵武府推官，他最大的成就是卓越的司法工作。他审理案件不轻信口供，重视物证和现场勘验，挽救了许多无辜者的性命，维护了司法的公正性，其审案案例在当时被广为传颂。此外，在任户部主事期间，他管理仓场、漕运等事务，也能恪尽职守，廉洁自持。辞官归乡后，他的成就转向地方文教领域，致力于培养人才和保存乡邦文献，对鄞县当地的文化传承起到了积极作用。
李元若的具体生卒年已不详，主要活动于明神宗万历后期至明熹宗天启年间。他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考中进士，这是其人生的重大转折点。中进士后，被授予福建邵武府推官一职。推官负责一府的司法刑狱，位卑而权重。李元若在此任上展现了出色的司法才能和高尚的官德，仔细核查案件，不畏豪强，公正执法，赢得了极高的声誉。任期届满后，因考核优异，被擢升为南京户部主事，进入中央官僚系统（南京为明朝留都，亦设六部）。但在目睹了朝廷党争激烈、宦官魏忠贤逐渐掌权的混乱政局后，他对政治感到失望，最终选择了辞官归里。晚年在家乡以教书、著述为乐，直至终老。
由于李元若官位未至显赫，且处于明朝末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下，正史（《明史》）中未为其立传。后世对他的评价主要来源于地方志的记载，评价普遍积极正面。方志中通常将其列入“名宦”或“人物·宦绩”传中，称赞他“明允廉直”、“有惠政”、“士民怀之”。这些评价勾勒出了一位传统社会理想的官员形象：业务能力出色（善断狱）、道德品格高尚（清廉）、并且深得民心。他代表了明代中下层官员中那些勤恳务实、心存百姓的正面力量。
关于李元若的具体轶事，官方史籍记载较少，但方志和民间传说中保留了一些片段。相传他在邵武任推官时，曾遇到一桩复杂的谋杀案，前任官员已草草定案。李元若复审时，发现诸多疑点，他亲自重新勘验现场，从一些极细微的物证入手，最终抓住了真凶，为被冤枉者洗清了罪名，此事轰动全城，百姓称其“断案如神”。还有记载称，他离任邵武时，百姓夹道相送，赠送的礼物一概不受，只收下了几把百姓表达的“万民伞”，以示对民意的尊重，其清廉作风可见一斑。
钱士升：万历四十四年科举考试的主考官之一，对李元若有知遇之恩
钱元悊：同年中进士，可能有交往
潘曾纮：同年中进士，明代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