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影响
刘祎之作为北门学士制度的代表人物，对唐代政治制度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北门学士的设置开创了内廷文人参与机要的先例，为后来翰林学士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参与编修的《臣轨》、《百僚新诫》等书成为唐代官员行为规范的重要指南，对整肃吏治、规范官箴具有深远影响。他的悲剧结局也反映了武则天时期皇权与相权、太后与大臣之间的复杂关系，成为研究唐代政治史的重要案例。
唐朝初期宰相 • 北门学士领袖
“北门学士，参决机要”，刘祎之是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的重要政治人物。字希美，常州晋陵人，自幼以文才著称，与孟利贞、高智周、郭正一并称“刘孟高郭”。作为北门学士的核心成员，他参与编修了大量典籍，参决朝廷机密事务，官至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成为武则天时期的宰相。后因私下议论武则天还政之事被告发，虽经唐高宗求情仍被赐死，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刘祎之（631-687年），字希美，常州晋陵（今江苏常州）人，唐朝初期著名政治家、学者。少以文藻知名，举进士入仕，历任左史、弘文馆直学士等职。上元年间，与元万顷等人被选为北门学士，奉命入禁中撰《列女传》、《臣轨》、《百僚新诫》、《乐书》等千余卷，并参决朝廷奏议，以分宰相之权，深得武则天信任。仪凤二年（677年），转朝议大夫、中书侍郎。永隆元年（680年），加授同中书门下三品，成为宰相。文明元年（684年），任中书侍郎。垂拱三年（687年），因私下对凤阁舍人贾大隐言及“太后既能废昏立明，何用临朝称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等语被告发。武则天闻之大怒，认为其负恩叛己，下狱治罪。虽经唐高宗求情，仍被赐死于家，年五十七。刘祎之作为北门学士领袖，在唐代政治史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命运也反映了武则天时期复杂激烈的政治斗争。
刘祎之作为北门学士制度的代表人物，对唐代政治制度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北门学士的设置开创了内廷文人参与机要的先例，为后来翰林学士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参与编修的《臣轨》、《百僚新诫》等书成为唐代官员行为规范的重要指南，对整肃吏治、规范官箴具有深远影响。他的悲剧结局也反映了武则天时期皇权与相权、太后与大臣之间的复杂关系，成为研究唐代政治史的重要案例。
刘祎之的主要成就体现在政治和文化两个方面。在政治上，他作为北门学士的核心成员，参与朝廷机密决策，为武则天巩固权力、推行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文化上，他主持或参与编修了《列女传》、《臣轨》、《百僚新诫》、《乐书》等大量典籍，这些著作不仅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也为武则天时期的政治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规范标准。他还以文学见长，与孟利贞、高智周、郭正一并称文坛四杰，对初唐文学发展有一定影响。
刘祎之出身江南士族，少年时以文才显名，进士及第后进入仕途。上元年间（674-676年），武则天为分宰相之权，选拔文士入禁中参决机要，刘祎之与元万顷、范履冰、周思茂等被选为北门学士，成为武则天的心腹智囊。在此期间，他参与编修了大量政治性典籍，为武则天执政提供了理论支持。仪凤二年（677年）任中书侍郎，进入权力核心。永隆元年（680年）拜相，成为同中书门下三品。武则天临朝称制后，他继续担任要职，但因私下议论武则天还政于唐睿宗之事，于垂拱三年（687年）被赐死，结束了辉煌而悲剧的政治生涯。
《旧唐书》评价刘祎之“文藻知名，参决机要”，肯定其文学才能和政治地位。同时史书也记载他“性疏直，敢言事”，表明其刚直敢言的性格特征。宋代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详细记载了其被赐死的经过，隐含对其悲剧命运的同情。后世学者多认为刘祎之是武则天时期文人参政的典型代表，其命运既体现了文人在权力核心中的作用，也反映了政治斗争的残酷性。
刘祎之参与编撰的著作主要有《列女传》十卷、《臣轨》二卷、《百僚新诫》四卷、《乐书》九卷等。其中《臣轨》是武则天时期的重要政治文献，系统阐述了为臣之道和行为规范，与唐太宗的《帝范》相呼应。《百僚新诫》则是针对百官制定的行为准则。个人文集有《刘祎之集》七十卷，但多已散佚。《全唐诗》存其诗五首，《全唐文》存其文三篇。这些著作反映了初唐时期的政治思想和文化风貌。
刘祎之与孟利贞、高智周、郭正一四人俱以文辞知名，时人号为“刘孟高郭”。他们早年同在弘文馆任职，相互切磋诗文，成为初唐文坛佳话。刘祎之在被捕入狱后，唐高宗曾为之求情，称“祎之是我任使，何人有如此胆量”，可见其深受信任。临死前，刘祎之沐浴更衣，神色自若，命儿子执笔草谢表，其子悲恸不能成书，旁观者无不唏嘘感叹，展现了中国传统士大夫临难不苟的风范。
元万顷：北门学士同僚，共同参决机要
范履冰：北门学士同僚，共同编修典籍
孟利贞：文坛四杰之一，弘文馆同僚
高智周：文坛四杰之一，同期著名学者
郭正一：文坛四杰之一，朝廷重臣
唐高宗：君主，曾为其求情
武则天：实际执政者，先重用后赐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