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背景
唐代实行科举与铨选分离制度。士人通过礼部科举考试后仅获“出身”，须守选数年方可参加吏部铨选。吏部试主要考核“身言书判”，其中判文考试最为关键，要求撰写司法判词两篇，考察行政实务能力。《通典·选举志》载“试判之日，皆平明集于试场，考官略问刑狱事项”，判文须“文理优长”方得授官。此举旨在确保官员具备基本司法素养，但后期流于形式化，出现“匿名为之”的枪手现象。
唐代应试士子 • 机智讽喻者
“镂碗传绿酒，雕炉熏紫烟。谁知苦寒调，共作白雪弦。”这首《嘲举子》生动反映了唐代科举士子的应试心境。吏部选人是唐代参加吏部铨选考试的士人群体统称，他们通过科举获得出身资格后，需经吏部试判文合格方能授官。这一群体展现了唐代文官选拔制度的运作细节，其应试诗文往往蕴含对仕途的渴望与现实的讽喻，成为研究唐代科举文化的重要窗口。
吏部选人是唐代科举制度中的重要群体，指通过礼部科举考试获得进士、明经等出身资格后，参加吏部铨选考试的士人。唐代实行“科举-铨选”二级选拔制度，士人通过科举仅取得做官资格，须再经吏部试判文两道（称“身言书判”），合格者方能授官。选人试判需展现行政裁决能力，文体要求骈俪工整，内容涉及刑狱、赋税、礼仪等实务。现存敦煌文献中保留多篇判文范本，如《文明判集残卷》可见“选人试判”的实际形态。唐代文献记载了众多选人轶事，《太平广记》收录的“嘲举子”故事中，选人用“镂碗传绿酒”诗句讽刺考场奢靡与寒士困境。这个群体既包括如韩愈般三试吏部不中的知名文士，也有无数埋没历史的普通士人，他们的存在深刻反映了唐代官僚选拔制度的运作机制与文人仕途的艰辛。
唐代实行科举与铨选分离制度。士人通过礼部科举考试后仅获“出身”，须守选数年方可参加吏部铨选。吏部试主要考核“身言书判”，其中判文考试最为关键，要求撰写司法判词两篇，考察行政实务能力。《通典·选举志》载“试判之日，皆平明集于试场，考官略问刑狱事项”，判文须“文理优长”方得授官。此举旨在确保官员具备基本司法素养，但后期流于形式化，出现“匿名为之”的枪手现象。
吏部选人制度是唐代文官体系的重要环节，其试判要求体现了“儒法合流”的治理理念。虽然后期出现“糊名考判”等改革尝试，但整体维持了科举与铨选相衔接的架构。这一制度被宋人部分继承发展为“磨勘”制度，对东亚文官选拔体系产生深远影响。现存判文文献为研究唐代法律实践与行政文书提供了珍贵史料。
选人经历成为唐代文学重要题材。《太平广记》卷二百五十三收录多则嘲谑选人的故事，如“有选人引铨，逢一人问知判否答曰极善”的幽默对话。白居易《见尹公亮新诗偶题绝句》中“袖里新诗十首余，吟看句句是琼琚如何持此将干谒，不及公卿一字书”道出选人干谒的无奈。敦煌文献中《崔氏夫人训女文》亦提及“若能通过吏部试，方显夫君才调高”的社会观念。
吏部选人群体折射唐代仕途拥堵现象。由于员阙有限，大量选人滞留京师等待授官，韩愈《上宰相书》自述“三选于吏部无成”的困境。选人常通过行卷干谒寻求显宦荐举，形成“温卷”风气。唐传奇《李娃传》中荥阳生“应直言极谏科，策名第一”后仍需“调选”，反映了制度现实。晚唐出现“南选”“东选”等特殊铨选渠道，试图缓解选人积压问题。
吏部试判题目多取自律令案例，涉及田宅纠纷、盗窃量刑、赋役分配等实务。《白居易集》中存有“百道判”范文，如对“得甲牛觝乙马死，乙请偿马价”案，判词需引《唐律疏议》相关规定裁决。现存敦煌文献P.3813号《文明判集》收录实际判文，如“奉判：宋里仁兄弟三人，随日乱离，各在一所”案，判词要求依据户籍法令处理分家纠纷。这些判文采用骈体写作，讲究用典与文采，体现了唐代“以文取士”的特点。
礼部考官：科举主考官，决定及第资格
同年：同科及第士人，形成政治网络
考功郎中：负责铨选考核的官员
待选士人：共同等待铨选的士人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