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瓘《挂冠 其一》

辞官归隐之际的自白:看破仕途、感念皇恩、归向山林


李瓘

古云学古斯入官,我见学易而官难。

平生透破梦觉关,本来面目只儒酸。

吾亲不侍若为欢,不如归去卧林间。

殿前三策沥忠肝,多谢皇恩天地宽。

戏衫卸下白衣还,扁舟飞过子陵滩。

前修亦有逋与抟,圣世与之俱空闲。

何物种放太厚颜,山鬼移文伐其奸。

此行无复出闽山,休音息影谷之盘。

今朝酾酒酹雩坛,便向钱塘门挂冠。

七言古诗严子陵仕隐抉择侍亲情怀子陵滩

注释

挂冠:比喻辞官归隐,把官帽挂起,不再出仕。

学古:学习古代经典与古人之道。

学易:研习《周易》。

梦觉关:指人生迷悟之间的关口,意谓看破世事、由迷而悟。

本来面目:佛家语,指人或事物未经矫饰的真实本相。

儒酸:旧时对寒素书生的自嘲或戏称,意谓带有迂拙书卷气的儒生。

三策:汉代贤良方正对策分三等,后泛指向朝廷陈述政见的策问与应答。

沥忠肝:披沥忠诚,竭尽忠心。

白衣:平民服色,指辞官后恢复平民身份。

子陵滩:即严子陵钓台一带,东汉严光辞官隐居富春江畔,后常为高隐象征。

前修:前代修身立德之贤者。

逋与抟:逋指林逋,宋代隐士;抟当指陈抟,五代宋初高士,皆为隐逸人物。

种放:北宋隐士,屡被征召,以高隐闻名。

山鬼移文:用南朝孔稚珪《北山移文》典,借山中神灵斥责假隐士,以讽沽名钓誉者。

休音息影:停止声迹,隐匿形影,指彻底退隐。

谷之盘:语含山谷盘旋幽深之意,指隐居山谷。

酾酒:斟酒、滤酒而饮,也可指以酒祭奠。

:将酒洒地以祭。

雩坛:古代祈雨祭天之坛,此处借指告别、祭奠之所。

钱塘门:杭州城门名,此处点出辞官离去之地。

译文

古人说学习古道就可以进入仕途,我却看到即使研习《周易》,做官也实在艰难。我平生已看破人生迷梦与醒悟的关口,显露出来的本来面目,不过还是一个带着书卷寒酸气的儒生。双亲不能侍奉在侧,又哪里能真正快乐?倒不如回去卧隐山林之间。此前我在殿前应对策问,倾尽一片忠肝,也多承皇恩宽大如天地。如今便脱下戏场般的官服,重新做个白衣平民,乘一叶扁舟飞快驶过子陵滩。前代贤人中也有林逋、陈抟这样的人,在圣明之世与朝廷相安,各自闲适。只是像种放那样过于厚颜、借隐求名的做派,连山中鬼神写文章都要斥责其奸伪。此番离去,我不再走出闽地山中,只愿从此息声敛迹,栖身深谷。今天清晨我斟酒祭奠于雩坛,随即便在钱塘门正式挂冠辞官。

赏析

这首《挂冠 其一》是一篇鲜明的自述式辞官诗,通篇议论、抒情、用典交织,语气峻拔而又不失自嘲意味。开篇“古云学古斯入官,我见学易而官难”以古今对照起势,一句“我见”直截点明自身体验,既对传统“学而优则仕”的路径提出反省,也流露出作者对仕途困顿的清醒认识。此种议论并不空泛,而是立足于人生经历,因此显得沉痛有力。接下“平生透破梦觉关,本来面目只儒酸”尤见精神转折:作者并非一味牢骚,而是在仕宦挫折中完成了某种自我识认——看破功名如梦,回到“本来面目”。“儒酸”二字带有明显自嘲,反使人格更显真实,不作矫饰之高语。 诗中感情的核心支点是“吾亲不侍若为欢,不如归去卧林间”。辞官并非单纯出于愤激,也包含伦理层面的归宿意识:不能侍奉双亲,仕进之乐便失去意义。于是归隐在诗里不是姿态,而是兼具情感、道义与生命选择的决定。其后“殿前三策沥忠肝,多谢皇恩天地宽”两句,又避免了将退隐写成对朝廷的绝对否定。作者承认自己曾尽忠陈策,也感念皇恩,这使诗歌情感更为克制厚重,不流于偏激怨诽。 后半大量用典,是全诗最见功力之处。“白衣还,扁舟飞过子陵滩”以严子陵高隐之典,写出脱离官场后的轻快与清洁;“前修亦有逋与抟”又以林逋、陈抟为参照,表明隐逸并非逃避,而是自有传统资源与人格范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未盲目美化一切隐士,而是借“种放”“山鬼移文伐其奸”辨析真隐与伪隐,对沽名钓誉式的隐居保持警惕。由此可见,此诗最可贵处不在“归隐”本身,而在其对出处之义的清醒辨别:仕可尽忠,退亦须真;无论在朝在野,都应守其诚。 结尾“今朝酾酒酹雩坛,便向钱塘门挂冠”有强烈的仪式感。酾酒而酹,像是对过去仕宦生活的告别,也是对未来山林岁月的郑重宣誓。全诗笔力遒劲,议论中有感慨,用典中见襟怀,既有宋人诗文善于辨理的特点,也保存了个人身世选择的真切温度。

创作背景

从诗题“挂冠”及诗中“白衣还”“便向钱塘门挂冠”等语看,这首诗作于作者辞官之际,当是其退离仕途时的自我表白。诗中多次涉及仕与隐的张力:一方面写“殿前三策沥忠肝”,说明作者并非从未以功名自许,也曾怀抱忠诚,在朝廷策问或政事场合中尽力进言;另一方面又说“吾亲不侍若为欢”,可见家庭伦理尤其是侍亲之愿,是促成其退归的重要原因。此类“仕不遂志而归”的复杂心态,在宋代士大夫诗文中较为常见。 作品还提供了一些空间与文化线索。“钱塘门”点明其辞官地点与江南都会杭州相关,“此行无复出闽山”则显示作者离去后有意归向闽中山林,准备长期隐居,不再轻易复出。诗中连用严子陵、林逋、陈抟、种放等隐逸典故,说明作者写作此诗时并非一时意气,而是把自己的选择安置在中国传统“出处”观念之中:既不否定圣世与皇恩,也不掩饰自己对功名道路的幻灭;既向往真隐,又警惕借隐沽名。故这首诗的背景,与其说是简单的辞官事件,不如说是作者在现实仕途受挫、侍亲意识加强、价值判断转变之后,对自身生命道路的一次公开确认。